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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外部史料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大体来讲,可以分为佛教内部史料与佛教外部史料。佛教外部史料为正史、时人文集、志书、类书、金石等,除了道教文献的应用外,与一般史学研究的情况近似。下面就时人文集和新出墓志铭资料略加说明。现存时人文集以南朝为主,而墓志铭则以北朝出土为多,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中,这两类史料一南一北,正好配合使用。

  

唐前文献,最著名者当属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五集中《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等多有佛教史料内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每集常有外国、释氏、仙道、鬼神等科目,便于检索。此外,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是在张燮《七十二家集》基础上进一步扩编而成,其中不乏六朝佛教史料。就笔者所阅,其中《孙廷尉集》、《何衡阳集》、《谢康乐集》、《颜光禄集》、《萧竟陵集》、《王宁朔集》、《张长史集》、《孔詹事集》、《梁武帝集》、《梁昭明集》、《梁元帝集》、《沈隐侯集》、《王左丞集》、《刘曹户集》、《庾度支集》、《徐仆射集》、《江令君集》、《温侍读集》等,多有涉及佛教的内容。如南朝佛教史中评价颇高的周颙,亦被许多文学史家认定为“四声”的发明人,但在时人文集中却是另一种形象,孔稚珪《北山移文》:“世有周子,隽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北山移文》是入选《古文观止》的名篇,而部分周颙研究者似未寓目。应该说是“文、史、哲”学科分家的后果,今后六朝佛教研究者应尽量避免对六朝文史资料的忽视。殷孟伦先生著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可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墓志铭近年来引起了中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部分佛教研究者对此也有   

梁元帝萧绎曾经编辑《内典碑铭集林序》收录佛教碑铭,合三十卷,但早已亡佚,仅在《广弘明集》中存有序言一篇。魏晋南北朝墓志铭主要收录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之中,特别是后两种书为近年来新出,录文清楚,特别是《疏证》考证颇详,两者配合使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朝墓志铭中不乏高僧、男女居士传记、修寺塔记录等传统史料,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的《孙辽浮屠之铭记(正光五年七月廿五日)》、《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法师墓志铭(永熙三年二月三日)》、《大魏比丘净智圆寂塔铭(元象元年四月十一日)》、《居士讳道明墓志(天保三年正月十五日)》、《云门寺法懃禅师墓志(大宁二年正月五日)》、《魏故□玄沙门都维那法师惠猛之墓志铭》,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的《刘宾及妻王氏墓志》、《志修塔记》等。此外,六朝墓志铭中有一类比丘尼的墓志铭,尤其值得   

赵和平教授在《武则天出家寺院考》指出,北周大象二年(年)北周形成了皇帝去世后立别庙,其旁建尼寺以处先帝嫔妃的制度。此实际在儒家的太庙体制(每年冬至等六次祭祀)外,另立了佛道教的家庙(生日忌日、七七等祭祀),影响到唐宋,是皇帝中央集权、政权关系、三教关系史上的大课题。北朝后宫出家甚多,后形成定制;而南朝从东晋司马道子与比丘尼支妙音到梁元帝后宫“徐娘半老”的典故,都与尼僧有着密切的关系。出家为僧尼或暂居佛门不仅为皇室嫔妃的一种出路选择,也是官僚妻子救贫或避祸的方法之一。墓志铭中贵妇出家的记录不少,辅之传世文献,对于揭示南北朝中后期佛教史不为后人熟知的一面,当大有禆益。

  

二、佛教内部史料

  

佛教内部的史料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1.传世史料。佛教传世史料,大体可以分为:(1)佛教史书;(2)经录;(3)文集等著述;(4)经典注疏;(5)类书等佛教百科;(6)应验记等“释氏辅教之书”。

  

2.近代以来的出土史料:(1)造像记、陀罗尼等各地经幢、石窟碑刻;(2)敦煌遗书。此外佛教图像等非文字材料亦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近几十年来,佛教出土文献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以往魏碑、陀罗尼的研究是海外学者的强项,近年来华语学者刘淑芬、侯旭东等人的研究也赶超了国际一流水平,在下一节我们将对此略有叙述。而近十余年,敦煌遗书研究将北朝佛教学派研究引入了新阶段。特别是年8月韩国金刚大校佛教文化研究所召开了“地论思想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年编辑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地论思想的形成与嬗变》的日文版和韩文版,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年,该研究所又出版了《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利用敦煌遗书研究南北朝佛教学派问题,在今后若干年内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在佛教传世文献中,佛教史书是最为重要的一类,为后世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乃至于研究的框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书,以纪传体为主,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最为重要,此外存世的还有宝唱的《比丘尼传》、《名僧传抄》等,以及今人的补遗。编年体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籍中虽不发达,但亦存在,最典型的代表是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至卷三的“帝年”,自周秦至隋,按照帝王世系年号编写佛、法、僧“三宝”大事记。《历代三宝纪》属经录,历代学者对其颇多訾议、秽评,然毕竟保存许多史实、“传说”以及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相比《历代三宝纪》,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更为严谨的著作。经录除了提供佛教传译方面的重要史料,其收录的译经僧侣传记、佛经序跋,亦是研究当时佛教历史与思想的重要依据,而疑伪经的记录也为民间佛教的研究提示了重要的线索,例如《出三藏记集》中记有“《慧达经》一卷”,慧达即是六朝时著名的神异僧,俗名刘萨诃,被信徒尊称刘师佛。僧祐说:“《大涅槃经》云:‘我灭度后,诸比丘辈抄造经典,令法淡薄。’种智所照,验于今矣。自像运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昔安法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慧达出家前曾假死而游地府,《慧达经》应是出自这段神秘的宗教体验。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集,可以分为合集和个人专集。合集是为某一主题而编辑的诸多佛教僧侣、居士乃至与教外人士的论辩文章,现存合集大都与护教有关,如梁僧祐编辑的《弘明集》,唐初道宣编辑的《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智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也有围绕某一佛教领袖人物或某一学派教团的合集,如隋灌顶编辑的《国清百录》。个人专集、僧传等史籍中常称某僧人有文集若干卷,如《出三藏记集》记载,庐山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并见重于世”。蒋山灵暇寺的余姚人道慧(—年)在十四岁时读到《庐山慧远集》,“说明慧远殁后五十年左右,江南已有《慧远文集》流传”。但这类专集现今大都散佚;魏晋南北朝现存僧人文集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僧肇的《肇论》等。《大乘大义章》是东晋名僧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问答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文集。此外,篇幅较长的佛教论文亦有独立成书而流传的,比较重要的如吉藏的《二谛论》等。一般来讲,佛教文集等著述是相比佛教史籍更为第一手的资料,但文集常常晚出,而且许多编撰者的目的在于护教弘法,难免有伪托之作,故反倒常须依僧传等史籍进行考辨。

  

经典注疏是题材比较特殊的著述,且数量庞大,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中是篇幅最大的,故单列一类。经典注疏也可以分为集注和个人独立注疏。集注中比较著名的是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的《维摩诘经》“三家注”,梁代宝亮编的《大涅槃经集解》亦是研究南朝佛教思想的宝库。个人独立注疏按内容可以分为“玄义”(义疏)与“文句”两类。“玄义”主要是发挥经文大意,如智顗的《法华玄义》、吉藏的《三论玄义》;“文句”是逐句解释经文,最典型的代表是智顗的《法华文句》。存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经典注疏,保留了注释者诸多重要的思想创新,但亦有不少注疏是沿袭成说,乃至于假后世弟子之手完成。这就为我们辨别佛教人物思想、观点主张出现年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自20世纪7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平井俊荣指出传统上认为出自智顗笔下的许多注疏,是沿袭自吉藏,引起了天台学人与三论学人持久的论辩,但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佛教典籍注疏这一题材的史料性质,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早期的佛经常出自经抄,即有佛教类书、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如《四十二章经》、《六度集经》等;《大智度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鸠摩罗什编译的大乘佛教百科全书。南朝时,在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徒编辑了许多大型类书,如《众经要抄》、《经律异相》、《法宝联璧》、《内典博要》等,但大都散佚,现存最为完好的是《经律异相》。唐初《法苑珠林》等后世佛教类书,亦对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汉魏两晋南北朝僧人的独立撰述,也有类似佛教百科性质的作品,如净影寺慧远的《大乘义章》。

  

应验记等“释氏辅教之书”,有些出自僧侣之手,如唐初道宣编纂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但绝大部分是出自居士俗人之手,甚至带有笔记小说性质。由于六朝笔记小说很多都已散佚,现存笔记资料大都是从后世佛教应验记或《法苑珠林》等佛教类书中辑佚出来,故笔者将“释氏辅教之书”纳入佛教内部史料加以探讨。

  

六朝志怪小说辑本,鲁迅《古小说钩沉》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参考资料。另外,当代大陆学者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的相关研究也值得重视,台湾学者王国良的许多辑本也比较全面,再有就是近年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古小说丛刊”今人校注本值得重视。就笔者所见,现将东晋六朝释氏辅教之书列于下:

  

(1)晋?王延秀《感应传》,今存《太平广记》二条(卷一一一“齐建安王条”和卷一一四“张逸”条),《辨正论》卷六卷七陈子良注引《感应传》四事(《广记》所存两条也在其中),《续高僧传》卷一一“慧海传”有“见《感应传》”。然所记事件与作者年代有不相符的情况,李剑国认为以上五条可能出自隋释净辩《感应传》。不过所记依旧为六朝事,保留。计五条。

晋?谢敷《光世音应验记》,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七条。

宋?刘义庆《宣验记》,《古小说钩沉》三十五条。

宋?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十条。

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六十九条。

梁?王琰《冥祥记》,《古小说钩沉》序一条,一百三十一条,其中有两条“竺长舒”内容雷同,实得一百三十条。《法苑珠林》载《冥祥记》一百四十一条,十九条鲁迅未录,此十九条王国良断为《冤魂志》,今从其说。另据《释门自镜录》中可补入一条“宋龙华寺法宗不勤修造得病(事出《冥祥记》)”,该条《法苑珠林》误记为出自《唐高僧传》(即《续高僧传》),今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三等资料,知其出自《冥祥记》无疑。故《冥祥记》仍共计一百三十一条。

隋?侯白《旌异记》,《古小说钩沉》十条。

  

(2)至于第二类六朝佛教志怪,或说六朝志怪小说中所见佛教内容者,据笔者统计:

  

鲁迅《古小说钩沉》:《裴子语林》与佛教有关者七条;《郭子》二条;《俗说》四条;《小说》二条;《述异记》二条;《荀氏灵鬼志》六条;《曹毗志怪》一条;《杂鬼神志怪》二条;《幽明录》十九条,《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所补与佛教相关的有二条,总计二十一条。在第二类中《幽明录》条目最多,内容也最长,须充分重视。

  

《拾遗记》,齐治平校注本,与佛教相关一条。

《续齐谐记》,王国良《续齐谐记研究》所辑最多,收二十二条,《续齐谐记》与佛教关系并不明确,但含有因果报应等外来佛教思想影响。

《异苑》,范宁校点本,与佛教相关的有十八条。

《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和王国良《搜神后记研究》两本可参看,与佛教相关的有十条。

  

北魏?昙永《搜神论》。范宁先生认为,在明万历年间出现在商濬《稗海》的八卷本干宝《搜神后记》,可能是赵宋以后人据北魏昙永《搜神论》残卷增补而成的,今从其说。《稗海》八卷本《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有收录,其中卷七“僧志亥”一条与佛教有关。

  

北齐?阳松玠《谈薮》,程毅中、程有庆辑校本,与佛教相关九条。

  

隋?颜之推《冤魂志》,王国良《颜之推冤魂志研究》六十五条。罗国威《〈冤魂志〉校注》六十条。经笔者核对,两书相重者五十九条,唯罗书“庚申”条(出《太平广记》卷三八三)为王书所无。罗书附录一认为,《法苑珠林》卷73引《弘明杂传》六条,当出《冤魂志》,现从其说。以上共七十二条。

  

(3)另外:

  

隋?王劭《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七全文有录,然其体例与志怪小说“丛残小语”不类,从略。

  

齐?萧子良《冥验记》,亡。“北宋吴淑《事类赋》卷一九《燕赋》注、卷二三《鹿赋》注引有《冥验记》二事。……此二事《太平御览》卷九二二、卷九零六引作《宣验记》。‘宣’、‘冥’形似,必有一讹,但无法判定属于《宣验记》还是《冥验记》。鲁迅辑为《宣验记》佚文。”《燕赋》注为“沛国周氏”条,亦见于宋《碧岩录》卷十,引为“冥验记”笔者以为属《冥验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已难详考。

  

《阴德传》,《太平广记》卷“唐彭城刘弘敬”条注出《阴德传》,但为唐朝事,“唐”字或误题,存疑。

  

晋?朱君台《征应传》,亡。《高僧传》或有采用,但已不可辨。

  

梁?王曼颖《补续冥祥记》,亡。

  

六朝“释氏辅教之书”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十分重要,但以往佛教史研究对此重视不足,迄今虽有不少专门性研究,但大都是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释氏辅教之书”对于佛教史研究者还是尚待开发的“新”材料。

  

不重视笔记小说,认为笔记小说不过是稗官野史、不足为凭的看法,已经被学界普遍抛弃。康儒博(RobertCompany)对中古早期志怪小说史料,有过精辟的论述,已为国际学界所公认,韩森(ValerieHansen)利用宋代笔记小说《夷坚志》所写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为宋代民间信仰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在很多学者看来,《夷坚志》这类笔记小说,并非是虚构的故事,而是一种“与传记、墓表和墓志铭等公开文件相反的主观经验记录、私人生活文件”。

  

笔者认为,上面这段对宋代笔记小说《夷坚志》的评价,也是适用于《冥祥记》等六朝释氏辅教之书的。两汉时代,史学只附于经学“春秋”之下;魏晋时期,史学勃兴,开始成为经学之外的一个独立科目。在史学这个独立科目之下,《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为“正史”第一,而原本是春秋经学正宗的编年体,则降为“古史”第二。在正史、古史之外,第三类则是“杂史”,逯耀东先生“据《隋书?经籍志》的《史部?杂传》类与刘知几《史通?杂述》的分类方法,并核以《隋志?史部?杂传》所著录传记的性质,稍予调整,可划分为:一、郡书;二、家史;三、类传;四、别传;五、佛道;六、志异”。

  

“释氏辅教之书”面世之初,与《高僧传》等,实为杂史中的一类,并非演绎虚构,而是当时采访见闻所录。故鲁迅先生尝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无诚妄之别矣。”

  

言笔记小说,“释氏辅教之书”可信,并非说其内容真实不虚,而是说这些故事确实在当时社会中流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和信仰心理、习俗,故可作当时佛教信仰研究之用。

  

除部分“释氏辅教之书”作为文学史资料被标点整理之外,上述佛教内部史料大都未经系统整理。仅梁《高僧传》(汤用彤点校本)、《出三藏记集》(苏晋仁等点校本)、《牟子理惑论》(周叔迦注释本)、《经律异相》(董志翘点校本)、《法苑珠林》(周叔迦等校注本)等少数经典文献有现代校注本;另外魏晋南北朝一些重要僧人的作品,日本学者多有集体性研究著作,如塚本善隆主编的《肇论研究》(法藏馆,年)、木村英一主编的《慧远研究》“遗文篇”与“研究篇”(创文社,年)、牧田谛亮主编的《弘明集研究》上中下三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年)等。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文献,大都可以在《大正藏》与《续藏经》中找到,这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但须注意的是,有时《大正藏》与《续藏经》所收并非最好版本,如《大正藏》所收《续高僧传》为三十卷本,比明清教内通行的四十卷本内容要少。“金陵刻经处”本、“四部丛刊”本,常优于《大正藏》本;另外近年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校对甚为精良,亦足参考。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华书局,年)具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史料的纲要性质,应引起足够重视。

(节选自季羡林、汤一介主编;张雪松著《中华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年3月,14-24页。)

(来源:佛学研究指南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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