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年生于天津一富裕人家——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

　　李叔同的母亲是五姨太，李叔同本人则是父亲的晚来子——他出生时，父亲已72岁。父亲不久病重，接着病故。此间曾延请僧人到家诵经，4岁的李叔同亲见僧人举止，并细听敲木鱼、诵经之声。这是他最早与佛教的接触。

　　李叔同自幼好学，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词，从篆刻家唐敬岩学篆刻，深得真传。年轻时，李叔同陪母亲到达上海，遍交文坛俊杰。他参加上海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一时名噪文坛，“二十文章惊海内”。他还自刊《李庐印谱》，出版《李庐诗钟》，排练京剧与新剧，在书画戏剧等方面展现其超人的才华。

　　从事艺文活动的同时，李叔同还“认认真真”地过了一段公子哥儿的生活，流连于风月场中，与歌女艺伎过从甚密。对于此段经历，有人分析，当时国事萎靡，李叔同本人无所事事，再兼其经济宽裕，结交的多是当时的风流名士，所以，寄情声色就在所难免了。李叔同办事向来非常认真，他一旦要做“翩翩公子”，便一定要做得彻底。

　　到达日本，李叔同看到明治维新的文化，对西洋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又“认认真真”地做起留学生，其打扮装束也入乡随俗，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茶花女》演出中自扮茶花女，其演技受到日本戏剧界的盛赞，松居松翁在文中称赞：“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李叔同又在《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主角，同样引起轰动。他还编辑了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

　　回国后，李叔同于年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李叔同又“认认真真”地做起了教师。他与同事夏丏尊相交甚密，他的学问品德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们，教出了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刘质平等许多杰出的人才。

　　年，夏丏尊推荐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引起李叔同的兴趣，决心一试。年新旧年之交，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断食20余天，不久发心食素，研读佛经。他从佛教中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人生归宿，于是抛开俗念，于年正式剃度出家，法号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非常讲究戒律，一举一动都有规矩，严格认真到极点，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除需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无妄语、不饮酒、不打扮、不娱乐等戒律外，还需遵守“非时食”的戒律，即：每天只能吃两次饭，早晨6点钟左右吃一次，中午11点左右吃一次。由于戒律太严格，数百年来，无人能修律宗，以致传统断绝。而弘一法师以坚毅的意志，“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几无日不在律藏中探讨精微，发扬广大，为元明清余年来律宗复兴之祖”。律宗因此再次复兴，弘一法师被公认为“南山律第十一代宗师”。他也被公认为“在中国僧侣中可说是持戒第一”。

　　出家后，弘一法师一方面大力弘扬佛法，得无量功德；另一方面，仍以其自身的品德修养及人格力量，影响教化着无数的世人。丰子恺回忆：“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钱君匋第一次见到弘一法师时，“见一位和尚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正好成了框子，把他嵌在中间。他高约一米七，穿着宽松的海青，面形清矍，神情持重，虽然在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体也衬托得很高。目光滢澈，那是净化后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上唇下巴有点髭须，异常地率直可亲。五十出头，并不算老。我见到他以后的虔敬，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世间一切俗质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卸净了。”两人吃饭时：“餐桌上几样素菜，干净爽口。我悄悄注意，弘公只吃两样：白菜、萝卜，对别的菜不伸筷子。……餐毕，弘公退入夏寓的客房。大家都依依不舍，异常黯然。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这样的俗人，弘公这样自苦，在他是求仁得仁，而我总以为他老人家应当吃得好一些，把身体搞好，多活几年，多留下一些艺术品。对他的出家，我非常惋惜。弘公是绝顶聪明的人，当然看出了大家的想法，他异常平淡地说：‘历经百劫，故人犹健，茫茫人世，不必苛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善自珍重，阿弥陀佛’。”

　　关于弘一大师，还有许多回忆。叶圣陶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

　　在世人眼里，弘一法师成为一种传奇。

　　刘质平回忆自己的老师说：“师入山初期，念佛诵经，中期宣讲律学，晚期从事著述，对于佛学上之贡献甚大。出家25年，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云游各处，随缘而止。”在这个过程中，弘一法师却也并非一下子完全悟透生命的究竟，他也是在“苦”与“病”等多重人生磨难中不断反省，最后达到涅槃的。诸多磨难中，最严峻的当数出家后的三次大病。

　　第一次大病是在年。这年春天，弘一法师病在法界寺，全身热如火焚。他虔诚背诵《行愿品偈赞》，略无间断，体内渐生清凉之气。按照他自己的话讲，便是：“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如此修持，病将去矣。谁知刚有好转的迹象，外界便来干扰。甬僧安心头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非要弘一马上去西安宣扬佛法。弘一开始没有答应，安心便跪下强请，并提出“筹济陕灾”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定要法师前往，激烈程度“无异绑架”。弘一法师最后答应了，但他无法保证自己能病体痊愈，所以此次远行，颇有舍身献法之意。于是，他立下遗嘱，其中一条是：“弘一谢世后，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皆赠予徐安夫居士；其余之物皆交法界寺库房。”此后，弘一法师便以病弱之躯，开始其远途跋涉之旅。他与安心头陀一起搭上轮船，面对滔滔江水，心中不免凄凉。所幸的是，刘质平及时赶到，设法救回，将弘一法师从轮船的三楼背了下来。此番感受颇深，死里得生，弘一法师悲从中来，与学生抱头痛哭。此诚少见。

　　第二次大病是在年年底到年年初。弘一法师在乡间讲经，居住条件极差，“黑暗污浊”，受病菌感染，发高烧，神智昏迷，“复起皮肤外症极重”。这次大病，为弘一法师生平所未经过。事后，弘一法师致书夏丏尊、念西、丰德、刘质平等人，告知得病经过。其中，在给念西、丰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此次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初起时，内外症并发。内发大热，外发极速之疔毒。仅一日许，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尽是脓血。然又发展至上臂，渐次溃坏，势殆不可止。不数日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足腿尽肿，势更凶恶，观者皆为寒心。因此二症，若有一种，即可丧失性命，何况并发，又何况兼发大热，神智昏迷，故其中数日已有危险之状。朽人亦放下一切，专意求生西方。乃于是时忽有友人等发心为朽人诵经忏悔，至诚礼诵，昼夜精勤。……以极诚恳之心，诵经数日，遂得大大之灵感。竟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臂上已不发展。脚上疮口不破，由旁边脚趾缝流脓水一大碗余。至今饮食如常，臂上虽未痊愈，脚疮仅有少许肿处，可以勉强步行，实为大幸。二三日后，拟往厦门请外科医生疗治臂患，令其速愈。……”此次大病，对弘一法师是又一大考验。他的态度显然比上一次还要超脱。广洽法师前去探望，见弘一法师重病中仍视若无事，工作如故。弘一法师还对广洽法师如是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念佛没有念佛？这是南山律师的警策，向后当拒绝一切，闭户编述南山律书，以至成功。”依弘一法师本意，并不打算请人医治，但因为著作尚未完成，人间事尚未了，因此才乐于医治。

　　卧病草庵，弘一法师曾交付侍者传贯一份遗嘱。传贯在《随侍音公日记》中这样写道：“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8小时。8小时后，万不可擦身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演音启。”

　　此次病中还有一事。有一天，在自己所居住的草庵附近，弘一法师发现四匣养蜂因误食山中毒花，一匣竟有百数死去。弘一法师因此发慈悲心，与诸师行施食法，超度亡蜂。

　　在不断的修炼中，弘一法师具有了大慈悲、大惭愧。

　　什么是大惭愧？这可从弘一法师的这段文字中得到解释：“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年，弘一法师63岁时患上第三次大病。此次情形却与前两次不同，他终于功德圆满，可以安心地离开人世了，因此谢绝医药，有条不紊地做最后的交代，以了却尘缘。

　　5月1日，他首先致书弟子龚天发（胜信），作最后的训言，内容为：“胜信居士，与朽人同住一载。窃谓居士曾受不邪淫、不饮酒戒，今后当尽力护持。若犯此戒，非余之弟子也。余将西归矣，书此以为最后之训。壬午五月一日，晚晴弘一。”

　　6月，福州罗铿端、陈士牧居士倡议修建怡山长庆寺（即西禅寺）放生池，将修建事迹写成草稿寄给弘一法师，请他撰写碑记。弘一法师润色加工草稿，并书写刊石，以表示对“放生”善举的支持。这是他最后的遗作。

　　8月15日，弘一法师还在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以及《净土法要》。8月23日上午，弘一法师为转道、转逢二老书写大柱联，下午就发起了高烧，但不顾病体，为晋江中学学生书写百余幅中堂。

　　28日下午，自写三纸遗嘱。其中一纸交给温陵养老院，作四点请求：“一、请董事会修台（就是将过化亭部分破损的地方修复）。二、请董事会对老人开示净土法门。三、请董事会议定：住院老人至80岁，应举为名誉董事，不负责任。四、请董事会审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自己虽乐为助理治圃责任，应改为庶务，以减轻其负担。”二纸付妙莲，内容为：“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他在纸上盖上私印，并叮嘱妙莲，谢绝一切吊问。

　　九月初四日晚上8时，弘一法师在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右肋而卧，神态甚是安详，令人不胜景仰。

　　临终前，弘一法师还将两封事先写好的遗书托妙莲转付性愿法师及性老法师。并将《遗书》附录“遗偈”二首，分别致生平友好夏丏尊及弟子刘质平。遗偈是十几天之前就写好的，除开头称呼不一样外，内容一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弘一法师微笑着走上西天之路。

摘自《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

张建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