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二年初冬，合肥西南约二十余公里的紫蓬山下，寒风萧瑟、落叶缤纷，一条荆棘遍布、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走着一位和尚打扮的人。只见他身材魁梧、肩宽背阔，一袭旧的僧袍，遮掩不住凛凛英气，圆眼隆准，虽然双眉紧锁，仍让人望之虎威犹存。他漫步走在乡间小道上，托钵化缘。

紫蓬山，又名良余山、连枷山、李陵山，其所以得名为李陵山，皆因“汉末魏将李典镇合肥，建庙于山巅，祀其七世祖李陵，此李陵山得名之始也。”如今紫蓬山上仍有一块乾隆三十二年（年）所立的《李陵殿碑》。嘉庆《合肥县志》亦记载：“李陵庙在李陵山顶，相传为魏将李典屯兵处。陵，典之祖，典为之立庙于此。其西为西庐禅院。”可为印证。至于李陵，《汉书》中有其列传，称：“李陵，字少卿。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汉武帝时任骑都尉，率步兵五千人击匈奴，对敌十万之众，战败被俘，降。武帝闻之，族杀陵母及妻子。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紫蓬山还有北九华之称。众所周知，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但据传新罗国王子金乔觉（金地藏）到九华山得道成佛之前曾在紫蓬山落脚打坐，后经巢湖西岸的小丰寺去青阳九华山笃修地藏经，九十九岁圆寂，且真身不化，被奉为地藏菩萨。紫蓬山因此留下圣迹，后人称之为北九华。并有“九朵莲花开佛国，五龙簇珠紫蓬山”的赞誉，揭示这段了佛缘。

至于这名和尚，却是大有来历。一天，他正在一个山村乞食之时，突然遇到一人惊呼：“呀，你不是杭州失踪的袁将军吗？”和尚循声望去，见是当年的旧相识，知道隐瞒不过，只得苦笑以默认，从此，太平天国的袁宏谟将军在紫蓬山出家当了和尚的消息便在合肥西乡不胫而走，被传扬开去。

青年时期的惊世骇俗之举

袁宏谟，字荫普。祖居将军岭（即紫蓬山）南袁店，清道光八年（年）生于农兴乡袁圩，兄弟三人，排行第二。年幼时家境贫寒，但却生得身材伟岸，兄弟三人以耕田种地奉养老母，孝称乡里。袁宏谟爱读书，好击剑，“角技每佳”，性情爽朗，具豪侠之气。

有一年，合肥一带闹灾荒，赤地千里，路有饿殍。袁宏谟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饥饿难耐，袁宏谟的妹夫周盛传也穷得揭不开锅，于是，袁宏谟与周盛传商量，忍痛将妹子再聘他人，得聘金与周家共分，两家人方才度过荒年，得以活命。试想当年，袁宏谟与周盛传，一个送妹子，一个送妻子，另适他人，周袁两家是何等地窘迫、无奈，又是何等地撕心裂肺，与亲人难舍难分。这对一般人说来是难以做到的，但袁宏谟、周盛传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后来，周盛传发迹，不忘承诺，终将其妻赎回，并生有一子，名为周家驹。而周盛传虽为淮军高级将领，官至提督，但对袁氏却多有愧疚，因而言听计从，此是后话。

袁宏谟性情刚直不阿，常行侠仗义，好报打不平。有一次，他的一个族人欺侮其邻居，袁宏谟气不过，便上前劝说，哪知那族人蛮不讲理，反而侮骂袁宏谟，袁不禁大怒，气愤之下，将那人杀死。他自知闯下大禍，便将母亲托与周盛传照顾，自已收拾行囊，仗剑江天，去江南投了太平天国，入了忠王李秀成的帐下为军。

百战将军忠于天国

太平天军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南京建都，诸王之中，忠王李秀成最贤。袁宏谟投在他的麾下。李秀成不仅骁勇善战，而且爱惜人才。他见袁宏谟能文能武，十分喜爱，便推心任之，袁宏谟跟随李秀成转战南北，屡立战功，逐步升迁，直至将军。还被封为“谟王”，在太平天军所封的个王位中，位居位。同治二年，袁宏谟任杭州守将，其妹夫周盛传担任淮军将领，随同李鸿章攻打杭州城。周盛传考虑与其有内亲，便单骑进入杭州城拜望，晓以利害，并以高官厚禄劝降，谁知袁宏谟勃然大怒，手指周盛传怒斥道：“士为知己者死，我岂能贪图爵禄。满清腐败，以致民不聊生，即便是你们竭力为他们卖命，也不过使其苟延数十年罢了。今天我以私谊放你回去，明日请以干戈相见。”周盛传碰了钉子，见劝说不下，也十分生气，盛怒之下，便拂袖而去。次日亲率大军来攻，袁宏谟抖擞精神登上城楼，先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淮军疲惫之后，才带领太平军从城中杀出，一鼓作气，击败淮军。两军相持不下，周盛传因战不利，只好后退数十里，周盛传深知袁宏谟是个大孝子，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请求自已的岳母即袁宏谟的老母亲修书一封，劝他投降官兵。袁宏谟仍然不为所动，回信说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既为太平军之忠臣，即不能做慈母之孝子。”周盛传见袁宏谟如此决绝，只气得暴跳如雷，一把将信撕掉，发誓要活捉袁宏谟。

不久，袁宏谟闻知太平天国内部变乱，互相倾轧，且江浙各要塞战败的消息纷至沓来，自知天国大势已去，于是其“一夕忽失其所”，在众人未曾觉察之时，弃城而去。

皈依佛门成就卓著

太平天国战败，袁宏谟痛苦异常，经常彻夜难眠，倍加思念老母。于是，他偷偷潜回家乡，此时的紫蓬山西庐寺禅院早已毁于兵火，仅存李陵庙中的李陵殿破庙三间。但当袁宏谟在这残垣断壁的破庙中投宿时，却意外地感到睡得很香甜、很安稳，冥冥之中他觉得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归宿。这时他历经了世事沧桑，业已厌世，加上老母在、不远游，便决定在此出家，正所谓“英雄气短，佛海春长”，于是削发为僧，取法号通元。因在家时排行老二，众人皆称其为“袁二和尚”。

通元和尚借以栖身的西庐寺，据《紫蓬山志》载：“寺不知始于何年（《西庐长老元公传》言为唐代古刹也），明季有鉴融和尚开山。寺毁于兵火。迨同治年间僧通元募建，厥款甚巨，较昔更宏敞。屡次传戒屹然称丛林。”这里所说毁于兵火，清咸丰三年（年）就曾惨遭兵火，战火中西庐禅院佛殿僧寮均荡为瓦砾，惟李陵庙之李陵殿犹存。通元和尚栖身三间破庙之中，靠化缘为生，却决心要修复西庐寺，于是他托钵四方，奔走募化。这时候，淮军的各路将领如周盛波、周盛传、叶志超、吴秉权等在大破太平天国之后均已升官发财，诸将领捐弃前嫌，且对袁宏谟当年忠贞不贰的节操，以及目前审时度势的隐匿表示赞同，加上周盛传与之有姻亲，于是由周盛传带头倡导并首捐巨金，当时就捐银七千两，施田一百二十二担八斗，周盛波亦带头予以襄助，其他淮军将领如叶志超等皆纷纷解囊相助，或钱财，或田产，或承建庙宇，全力支持，还有山前山后的程、吴、张、卞、董、刘等大户也积极响应，捐款捐地，经过一番募化，通元和尚在一片瓦砾废墟之上大兴土木，数年之后，竟然殿堂僧舍森然百余间，巍然一片丛林。为便于管理，他们在周遭建一圈围墙，从西到东，把李陵庙也圈在其内，与西庐寺合为一个整体，由西庐禅寺的方丈统一管理。

这时的西庐寺计有大小房舍一百二十余间，其寺宇殿堂的大体面貌为：第一进殿为大山门，一排五间，中间供弥勒佛，望之慈善可亲，左右两侧为四大金刚，雄伟高大，威猛刚毅。大山门座北朝南，颇有气势，设门三道，中门门额上有“庐阳第一名山”的横匾，系歙县人洪福所书。两侧的门额写着“大千世界”和“不二法门”。五进大殿沿中轴线拾级而上，大山门前砌有照壁，上书“青光大来”四个大字。第二进殿是灵官殿，设灵官护法、镇守山门，是仿九华山肉身殿的做法，与其他寺庙不同。第三进为地藏殿，正中设一佛龛，地藏菩萨面南而坐，左手持宝珠，右手执锡杖，神情严峻，但精神矍铄。背后是面北而立的观音菩萨，手持净瓶，内插柳枝。东祀文殊，西祀普贤二尊菩萨。佛龛正面的题联为：干净地常来坐坐，得意时早去休休。地藏殿宽五大间，进深三大间，计十五间。殿内有二十多根柱子立于回廊四周，顶部以铁色琉璃瓦覆盖，宏伟壮观，殿额上高悬“地藏殿”三个金色大字竖匾，肃穆庄严。殿的东西两厢均为寮房。院内平地之上，放置一只大鼎，原为湖南沙星书院之物，据悉是周盛传任湖南提督时运回故里，赠与西庐寺通元和尚的。第四进是大佛殿，殿前匾额“大雄宝殿”四个大字，亦为歙人洪福手书。正中供奉的自然是释迦牟尼佛，两旁站立着迦叶、阿难。殿内两侧设有钟鼓，寺内重大佛事活动均在这里举行。第五进大殿为后殿，有正殿三间，供奉禹、稷二圣，即主管治水和农耕之神，农家多有人到此敬神拜佛，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重修西庐寺的工作于年（同治十年）峻工。因财力不足，西庐寺原计划要建的藏经楼终未能建成，后来只得借第五进后殿贮藏经卷，所以这里亦称藏经楼。中轴线的西侧建有方丈、禅堂等建筑群，东侧则有东厅、上客堂、下客堂，以及大斋堂等建筑，其大斋堂通常就有一百多人吃饭，每到香会期间就餐者甚至多达上千人，忙时仅吃水就要二、三十人到山下去担。仅大斋堂就有正厅九间，堂前高悬一只大木鱼，吃饭时以敲木鱼为号，届时各处值日僧侣、寺外巡山和尚闻木鱼声即来用餐，颇有点“钟鸣鼎食”的意味。

合肥明教寺

通元和尚在西庐寺的建设初具规模之后，又移居合肥城内的明教寺。明教寺坐落在逍遥津古战场之东南，建于古教弩台上。提起古教弩台，颇有一番来历：三国鼎立之际，合肥属曹操的管辖之地，也是魏吴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曹操便命大将张辽在这古淝河与逍遥津两水汇合之处，筑台屯军。教弩台台高5米，面积多平方米，周围以城砖镶砌，雄伟而古朴，俨然一座庄严的城堡。屯兵其上，可北望逍遥津，南察古淝河，东瞰飞骑桥，西翼古合肥。张辽在此处屯兵时，选拔强弩手人，每日在此训练，以狙击东吴水师，教弩台由此得名。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晚年信奉佛教，便在这教弩台上建起了一座佛寺，初名铁佛寺，到明代改为明教寺。到通元和尚来住时，因历经战火，已破败狼藉。通元和尚不辞辛劳，又一次地四处募化，然后设计、整修，建起殿宇数十间，于是将西庐寺命为上院，辟明教寺为下院。两寺中还安排了不少太平军流散的将士。明教寺自前而后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左鼓右钟，大雄宝殿前的院落雅致洁净，古树婆娑，殿前的大香炉内终日香烟袅袅。如今的大雄宝殿上有楹联曰：“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佛理耶？哲理耶？可谓兼而有之，耐人寻味。而台上大雄宝殿东南侧的小花园内，有曹魏时期的两处遗迹颇有名气：一曰“屋上井”，因井口高于教弩台下民房的屋脊而得名。该井为当年魏军汲水而凿，西晋时被整修过，井栏周边有“泰始（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四年殿中司马夏侯胜造”字样，可见距今已有多年历史。井栏口有二十多道被汲水时绳索长期拉磨形成的绳沟，光亮照人，彰显着历史的沧桑。二曰“听松阁”，因庐州夏天炎热，当年魏兵感到酷暑难耐，曹操便叫士兵在教弩台上广植松柏，松柏长成后清风袭来松涛阵阵，颇为清凉，为纪念古人，寺僧在此建起亭阁，“听松阁”因此得名，而且“教弩松荫”还被评为合肥一个著名景点。古人还在此留下诗句：“登临收楚豫，吞吐尽江淮”，气势恢宏。

通元和尚为弘扬佛法呕心沥血，他曾到芜湖的广济寺向广惠长老求法，也曾赴九华山、五台山朝拜。他深知，作为丛林寺院，须得佛、法、僧三宝具备，且他在九华山拜谒时得到信息，九华山的百岁宫和镇江的甘露寺，在光绪初年均先后赴北京迎请了一部清版的《龙藏真经》。西庐寺尚有经书一项不全，通元大师决心上达京城想方设法取得真经。此一举动得到了周盛传老母的赞赏和支持，她慷慨捐出巨款，资助通元北上京城。他先行到达天津小站周盛传的屯兵处，再取道到达北京。当时，安徽寿州的状元孙家鼐在京都任吏部尚书，由他从中周旋，经礼部衙门向上奏请，准予颁发清版《龙藏真经》一部，这是以《明藏》为底本略作增减而成的一部《藏经》，是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的刻本，全书内容浩繁，共七百一十八函，一千六百六十二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册。通元大师获取《藏经》后，十分欣喜。着人经由水路沿大运河入长江，再溯江而上至芜湖，再转巢湖水路至合肥，抵达明教寺。从明教寺运往紫蓬山时用的是独轮车，队伍首尾不能相望。西庐寺则组织全体僧侣夹道迎接，奏乐器十七响，放爆竹，鸣四眼枪，场面十分热闹。《藏经》运达后置于西庐寺后殿。通元和尚为感谢钦赐《藏经》，曾在甲申年嘉平月（年12月）开坛传戒，隆重庆贺这一大盛事。通元和尚圆寂后，其徒弟无为接任方丈，为盖藏经楼，完成师傅遗愿，不惜航海飘洋至台湾，到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著名淮军将领，合肥西乡刘老圩人氏）处募化，后转道天津，因水土不服得病而去世。

功德圆满青史名标

袁宏谟投身军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从士兵当到了将军，战败隐居，栖身荒山破庙之中，能历尽艰辛，托钵四方募化，使西庐寺、明教寺得以振兴，成为一代高僧大德，中兴始祖。可算得一位奇人。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二日，通元长老因染微疾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岁。骨灰安放在紫蓬山南麓，后人为其建造通公塔一座，以示纪念，过去还有塔院，四乡百姓视通元长老为神，祭祀香火终年不断。

数十年后，即民国十四年仲冬，寿州的文化名人张树侯（之屏）先生光临紫蓬山游览，通元大师的五世徒孙三惺方丈拿出通元禅师的行状（履历），请求为之作传，张树侯先生欣然为袁宏谟作了《西庐长老袁公传》。张树侯乃辛亥革命时期的名人，“淮上军”重要成员，有“铁笔”之称。因从事反清活动，两次被追捕。民国元年被选为总统府秘书长，他坚辞不受，而隐居教学。张树侯学识渊博，工诗词歌赋，精于书法篆刻。其著述颇丰，主要有《书法真诠》、《淮上革命史》(二卷)、《淮南耆旧小传》、《尚书注》、《联语录存》、《树侯印存》、《晚菘堂诗草》、《诗文录存》。他的《书法真诠》出版时，于右任先生曾题诗赞曰：“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西庐长老袁公传》全文约字，简略介绍了袁宏谟的出身、幼年豪侠之事、投军之后的功业，以及皈依佛门后的功德等等。张树侯在《袁公传》的结尾处还介绍道，自己闻“元公之名久矣”，现在又了解了他的详细事迹，而且“瞻拜其遗像”，看到他“广颡深目隆准而丰颐”，确有伟人之貌。又感慨道，自袁公离开杭州的第二年太平天国灭亡，四十八年后清朝果然也走向灭亡，袁公如若在世不知作何感想？张树侯还以自己读过的宋濂为邓弼所作的传为例，认为象邓弼那样的旷世奇才，而不能见容于世俗，最后只好潜入王屋山为道士。而袁公与其非常相像，落得个英雄末路。何以苍天给予他出众的才华而又赋予他这样的境遇呢？

张树侯所作的《西庐长老袁公传》被刻成两块碑，一块立于西庐寺，现在却流落在山下一村民的院落里，尚未能收回；一块立于合肥明教寺，可惜现在亦被杂物所遮挡，游人和香客难以一睹其真面目。张树侯的袁公传还记载：“按通公俗姓孙先奎先杰两中将皆任侠尚义爱护桑梓”，其实，袁宏谟无子，过继其侄子从仁为嗣，有两个孙子：长孙袁先奎，字斗枢，清未任庐州总团练长，辛亥革命时起义光复合肥，担任革命军旅长，后晋升为中将，年在老家袁圩病逝；次孙袁先杰，字仲轶，民国初年为合肥清帮首领，后到芜湖开坛收徒，任堂主。年，土匪张大鼻子攻克桐城，将县长绑了票，袁先杰受人请托，以清帮的师徒关系写信给张，张大鼻子方才将桐城县长放回。为此，南京国民政府派兵将袁先杰秘密逮捕抢杀。

如今袁宏谟早已不在人世，但由他重修的西庐寺依然耸立，香火甚旺，近年来，肥西县政府又做了大规模地重修，使之面貌一新。而紫蓬山顶，尚有通元和尚入西庐寺后于兵荒马乱之际亲手所植的高大栗树，至今已一百四十余年，依然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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