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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收藏——宋辽金人物故事镜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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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镜，自齐家文化起，伴随着辉煌又灿烂的华夏文明史一路走来，绵绵不绝。铜镜铸造的历史到了宋辽金时期，学术界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是铜镜发展的衰落期，这个说法显然有一定的艺术局限。实际上宋辽金铜镜较前朝在艺术风格，制造工艺和金属配比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但不可否认也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艺术特色，既有继承与发展的创新其中以人物故事镜为题材的铜镜纹饰尤为突出。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辽金后除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镜以六葵花为最普遍。它们的棱边与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较直，形成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并出现了很多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

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常见的有双鱼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十二生肖八卦镜

圆形，伏兽钮，二周弦纹圈将纹饰分成三区，内区围绕镜钮环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四神纹外环绕一周八卦纹。中间一圈环绕一周十二生肖纹，其间嵌有“端午”二字铭文。最外一周是表示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字铭文，字体古朴，已不可辨识，素平缘，《息斋藏镜》第92号镜。

隋朝高士王度在其编撰的《古镜记》中提到一个故事。汾阴奇士侯生临终时，赠给王度一面奇镜。该镜横径八寸纹饰古朴，镜鼻作麒麟蹲伏状，在内区按方位排列为龟龙凤虎，以八卦纹饰分隔内外区，另有外区为十二生肖，镜边铸有二十四星宿的隶书古体字，整体观之有股莫名的神秘感。王度得到瑰宝后秘而不现。某日，王度寄宿友人程雄家中，取古镜整肃衣冠时，镜面突现月华似的光芒宛如明月当空，湛然寒光如同道家剑器般，射向角落一个全身颤栗跪伏在地的女眷身上，王度一见急忙收起古镜。该女眷见王度心怀慈悲，气度轩宇，遂哀伤地诉说了她的生世。她原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的一只狐狸，名叫鹦鹉，经千年修炼成精，变幻人形愚弄山民。府君欲将其收化座下求得正果，但她因为贪恋人世遂幻化为女子逃离华山，到处藏匿，辗转沦落人间，已为神道所恶。更不幸的竟遭粗汉劫持，天涯海角，只能重为旷穴中的野狐，希望能在狂欢尽醉的气氛中死去。王度闻之不禁恻然，也为鹦鹉的坎坷际遇唏嘘不已。为了达成鹦鹉的愿望，王度特在程雄家中邀宴当地士绅，灯烛辉煌酒香笑语中，鹦鹉随着弦乐起舞而歌：“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她？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乐声骤歇，烛影飘摇中，鹦鹉摇摇晃晃向王度和宾客拜别后，现出原形无声而逝。经由此事后王度知晓了宝镜的灵异。而后王度及其弟，携带宝镜遍游名山大泽，驱除厉疫，镇服无数邪魔妖兽。隋末天下大乱，大业十三年的中元节，宝镜在匣中发出清越的悲鸣，逐渐变得若龙吟虎啸，等到一切沉寂下来后，宝镜已失去踪影。（以上内容参考故宫文物61期）

“福寿家安”双圈铭文镜

宋代时期铭文镜，工艺精美，此类镜主题纹饰常为寓意吉祥的铭文，极富文人之风，两圈铭文在宋镜中的应用并不多见，多为单圈或及作坊及其姓氏铭文。宋代时期工商业比较发达，民间出现了很大一批铸镜作坊，所作出的产品大多会被贴上当时的商标（及铜镜上的作坊铭文）以及其工匠的姓氏，此为铭文在宋镜中的较多运用，此镜镜背主题纹饰为两周宋篆书体铭文，内圈“福寿家安”，外圈“清素传家永用宝鉴”，字口清晰深邃，寓意吉祥，宋代铭文内容相对更加的贴近生活，更多的表达了小家的希冀而不同于汉唐铭文所表露出的脱世矿达，此镜铭文排布略有西汉之风，又加入自身的发展创造。

星象符箓纹镜

宋金时期道家题材铜镜，工艺精美，装饰纹样道家色彩浓重，应专为道家所做，镜背上部一虎怒目圆睁，须发上扬，显得威武凶猛，狰狞威慑的表情一览无遗，口衔一把宝剑，其剑格、剑首装饰华丽。其下一符箓纹占据大部分纹饰区域，其外纹饰空间满饰不同的星相纹。边缘刻款“录事司官（押）”。

因为镜具有攘邪祈福的特殊功用，同时剑具有辟邪的功能，也在道教活动中使用广泛。再者，威严的虎，为百兽之长，它的威猛和传说中降服鬼物的能力，使得它也变成了属阳的神兽，常常跟着龙一起出动，‘云从龙，风从虎’成为降服鬼物的一对最佳拍档。其次，充满神秘色彩的符箓，无不在此彰显着辟邪的意义，因此我们以为此镜即为道教盛行时期，道教科仪活动中的重要礼器，它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照面饰容的表象功能。

《湖南宁远县出土一面八思巴文铜镜》一文中介绍了一面铜镜，其意义应当与此镜相当。镜中的主题纹饰是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丹炉，钮四侧对称式铸有凸线纹丹炉，其上下两个炉壁上各铸有相同两字，左右两边各铸另两字，其字难识。文中猜测为八思巴文，刘艺在《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认为是道教符箓。其用丹炉、符箓等与道教辟邪有密切关系的素材来表现辟邪的意义，在实用目的上与本书所介绍的虎首符箓星相纹辟邪镜相同。符箓与镜的结合，正是铜镜上道教文化强有力地表现。

鱼化龙纹镜

八瓣葵花镜，圆钮，素缘。镜背一条张口吞珠（镜钮）之龙盘踞整个主体区域，猛龙曲颈回首，张口瞋目，龙须飞扬。龙绕钮盘旋，其下有云纹，姿态做腾飞之势，右前爪抓地，左前爪前伸呈张开状，龙肩羽飞舞至镜钮下，左后肢与尾部相缠绕，右后肢隐于身后。龙身麟纹呈菱格状分布，龙脊背鳍起伏有致，与龙鳞配合恰到好处。

龙尾呈鱼尾状，与此时鱼化龙形象盛行有关。云纹分布在空隙处，特别是龙首尾相接处火云纹与龙首飞舞的龙须相映成趣。鱼化龙的表现形式即摒弃欺世的抽象“不似”，也排斥媚俗的摹真“太似”，而力求卓异的“不似之似”的高妙奇特境界，将龙“三停九似”的形体特征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又不拘泥于形式，以“九似”的意向创造，“一龙三停”的整体构成与“一波三折”的曲线律动，熔铸了深邃的民族之魂，大众之情。纹饰刻画细腻入微，栩栩如生，气势磅礴，动感飘逸，凶猛威武之势一览无余。

迦陵频伽镜

葵花形，桥钮，钮外饰花瓣纹。素缘。镜背主题纹饰为两迦陵频伽的形象，围绕镜钮做环绕状。迦陵频伽人首鸟身，头戴花冠，面容姣好，手捧宝盆。其羽翼展开，尾部拖起较长且呈花卉状。此镜纹饰以线形造型为主，绘画意味浓重。纹饰空间填漆，从而使得纹饰画面突出了明暗对比的艺术效果。迦陵频伽又译作歌罗频伽、迦兰频伽等，意译为妙音鸟，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鸟。据传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胜于常鸟。《正法念经》曰：“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迦陵频伽的形象多表示“法音宣流”，均以其美妙声音和优美舞姿悅佛、供养佛。另有一说为《圣传》中人物，六星之一迦楼罗王之妹，自小体弱多病，歌声优美异常，有月光鸟随身，后被帝释天强行带入善见城折磨致死，迦陵频伽之死是迦楼罗王反叛帝释天的直接原因。辽朝信奉佛教，始于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圣宗时佛教在辽更加广泛的传播，兴宗时兴佛之风达到极盛。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也都蒙上了宗教色彩，此镜纹饰显然是受佛教题材的影响。年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迦陵频伽纹镜纹饰与此相似，布局不同。

瓜瓞纹镜

葵花形，圆钮，素缘。钮外有一周连珠纹，近缘处亦有一周连珠纹。两周连珠纹以镜钮为中心组成同心圆，主题纹饰为瓜瓞纹，盛开的花卉纹，似是花卉成长过程的反映。

此镜构图以点、线为主，此种构图方式辽墓中多有出土。此镜特别之处在于，镜面以阴线雕刻技法塑造一端坐于莲花台之上的观音，面部慈祥端庄。可见此镜功能并非照面饰容之用，而为供奉或具有佛教特殊意义的法器功能。辽朝信奉佛教，始于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圣宗时佛教在辽更加广泛的传播，兴宗时兴佛之风达到极盛。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也都蒙上了宗教色彩，此镜纹饰显然是受佛教题材的影响。年辽宁省建平县河坎子塔山塔宫出土一面与此镜背面雷同的铜镜，依据考古资料考证此类镜应属于辽中期。

瑞兽多宝童子花卉纹镜

圆形，圆钮，素缘。近缘处一周凸起，钮外则是一周四边菱花纹把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四只瑞兽同向奔跑，其形状皆类麒麟，四只瑞兽之间分别布置珠宝、犀角、书卷等杂宝；外区一周布满四组童子攀花花卉，童子身形矫健，花卉繁盛。此镜花卉为牡丹，寓意富贵吉祥。

整面铜镜纹饰布置复杂，但是由于主次明确并不显得繁冗，所以整体效果很好，表现出一派祥和、吉瑞、安康、丰乐的气氛。童子姿态俯仰各异，花衣彩带，憨态可掬，洋溢着生命的朝气，那无所顾忌的嬉闹场面洋溢出欢乐祥和的气氛。以儿童游戏为题材，大多描绘孩童活泼有趣、逗人喜爱，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情景，曾被大量使用在古代瓷器、玉雕、木刻、刺绣等工艺品上作装饰图案，反映了当时浓烈的市井生活气息。

两宋时期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现实生活的作品大量涌现，成为这一时期绘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这些吉祥的图案都寄托了古人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金代在继承中国古代铜镜传统花卉风格的基础上，加以从汉民族吸收的婴戏绘画风格，从而将二者巧妙结合，形成了本民族表现子孙昌盛题材的独特铜镜品种，传承着华夏民族寓子孙繁衍之情于镜这一传统的民俗情结。表达着一种祥和、吉瑞的寓意，并反映了一定的市井生活情趣。

双龙十二处透腿镜

双龙分列镜钮两侧，一龙怒目圆睁，喷火焰一簇；另一龙似在假寐，吐海水一股。火焰与海浪交汇于一三足宝鼎之端，火光烛天，海水如沸。龙身翻卷其中，姿态修长优美，鱼鳞纹覆盖全身。锋利的鹰爪刚劲有力，肘毛、须发及两肋长翼刻画细致。八出菱花内角生出花朵状海浪，匠心独具。纹饰生动，精雕细琢，线条刚柔并济，锈美。

另有学者称，此为以象“元神”与“元气”二药在人体鼎炉内烹炼、交会之意，与丹经所载内丹修炼之“水火既济”的情景无二。此类铜镜将道教内丹术三要件之“药物”、“鼎器”、“火候”及其理论，尽表于镜背留案中，是道教题材铜镜中的典范。

“上京都僧录司”款单龙镜

圆形，圆钮。龙身作“C”形绕钮盘曲，龙头在右，面向中心作吞珠状。双脚后翘，张口吞珠，背鳍、腹、甲、鳞片、肘毛均刻画细密，龙爪劲健，伸向四方。龙身周围流云衬托，近缘处祥云纹环绕一周，以示飞龙在天。强健腾跃的龙体和矫健的四肢具有独特卓异的律动美和力度美，将飞龙威武雄健之势表现的淋淋尽致。

集装饰之美、工艺之美、意境之美、精神之美于一身，充分体现了此龙纹镜的磅礴气势和阳刚气概，并且尽情地寄予着炎黄子孙的祥瑞思想，更显示出中华神龙的阳刚之美，华夏之魂的伟大气魄。背铸龙纹若凌空腾起，其迥身盘曲、张嘴吐珠之势毫不亚于唐之盘龙镜，犹似白居易“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之喻，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缘处流云纹陪衬，既富有律动美感，也富于装饰美感，并以此烘托龙的驰飞速度感，体现了神龙的无限活力，艺术地表现了皇权意念，是意、形、美的完美融合。

纹饰构图巧妙地运用了镜钮，从而表现出一个“单龙戏珠”的含义。据说，这“珠”起源于道家炼丹，认为“珠”是神龙吐出的丹田之气所结而成；又有“龙珠”为佛教法宝所化之“摩尼火珠”之所；或又相传为“水神戏日”的象征。而在龙的整体构成来看，这颗“龙珠”恰似一个牵动神龙活动的“点”，使龙形可转折、可翻卷、无穷无尽而增添了无穷活力。单龙戏珠，以珠烘托，变化无穷，既充实了寓意象征的内涵，又丰富了装饰美化的表现力。此镜边缘刻款“上京都僧录司（押）”。上京，金国早期都城，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子。原为女真完颜部局地，俗称皇帝寨、御寨、国离捺。金太宗时始建都城，称会宁府。天眷元年（年），金熙宗命名上京。

双龙四凤镜

宋代时期龙凤题材铜镜，浮雕工艺，做工精美，刻画精细，细腻入微，圆形，半圆钮，内区双龙环钮对峙，龙身翻卷，姿态修长优美，鱼鳞纹覆盖全身。锋利的鹰爪刚劲有力，肘毛、须发及两肋长翼刻画细致。双龙龙尾上卷，在上方和后肢交结缠绕，呈左右对称的造型。镜钮下方置三足炉，香烟缭绕。香炉下方波浪汹涌，水波浩淼，其间一只乌龟抬头向上。

外区四凤与四云气纹相间环绕，此类铜镜手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故而文化性多有所涉及。较为常见的就为寓意吉祥的神兽纹饰在日常用具装饰纹样上的应用，同期的时代特征及人文气息在此得到了更加具象的表达，此类器物不仅为日常所用，更是充当了文化的载体，此镜素卷缘，品相佳，纹饰少见。另有学者称，此为以象“元神”与“元气”二药在人体鼎炉内烹炼、交会之意，与丹经所载内丹修炼之“水火既济”的情景无二。此类铜镜将道教内丹术三要件之“药物”、“鼎器”、“火候”及其理论，尽表于镜背留案中，是道教题材铜镜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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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时期镜品铜镜，高浮雕的表现技法，双凤刻画细密，生动传神，此类大嘴凤纹也是此时期凤纹一个显著的特征，威武霸气，凤纹镜在铜镜的发展历史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

凤纹源于古人对图腾的一种崇拜，也是根据人们的审美观念，对自然界多种鸟以及部分其他动物美的局部加以综合，而塑造出来一种影响深远的纹样，战国时期已作为同时期镜背的装饰纹样，经过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凤纹镜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唐代双凤纹饰相对比较通灵娴雅，到了辽代，萧氏一族的掌权使凤纹图腾更胜，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较前期更增添了一些凌厉的气势，别具一格。

双凤镜

辽代时期经典双凤纹饰铜镜，浮雕技法，工艺精美，版工力度一流，镜背装饰纹样采用的是此时期相对较为经典的双凤纹饰，浮雕技法令纹饰生动形象，双凤较钮呈飞翔追逐状，头戴高冠，双翅伸展，羽毛层叠丰厚，舒展的尾羽，修长而华丽。刻画细腻入微，造型灵动飘逸，较为少见，稍有唐凤之韵，华丽而优雅，收藏美品。

双凤纹镜

宋代时期双凤纹饰题材铜镜，采用平雕的铸镜工艺，做工精美，版工力度一流，纹饰线条流畅遒劲，力度感十足，平雕技法使纹饰在同一平面却展现出不一样的律动与力量美，铸造要求相对也较高，镜背纹饰纹为环绕追逐的双凤纹饰，双凤羽翼伸展，层叠丰厚，尾羽舒展修长，环绕整个凤体，尽现鸾凤繁贵之韵，镜背无钮，此镜原应有手柄，为宋代双凤纹手柄镜。手柄镜的形制在宋辽金时期开始出现，功用形更加明显，也是此时期铜镜较汉唐镜而言的一个延伸与创造，极具时代特征。

达摩渡海镜

罗汉渡海镜，金代时期铜镜，八瓣菱形，圆钮，素缘。钮右侧有一身披袈裟、手持斗笠形法器的和尚踏浪乘风而行。左侧海浪里一片云雾中隐约可见一座庙宇状建筑物。这个图案民间又多称达摩渡海镜、罗汉渡海镜等，取材于中国佛教传说。金代时期佛教实践方面以禅宗为主，达摩最早在中国宣扬的即为禅宗思想，后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门，故而关于达摩的故事题材较多的出现在此时期的铜镜中。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他神慧疏朗,冥心虚寂,自称佛传二十八代祖。在南朝梁大通元年(年)航海至广州,梁武帝在都城建业(今南京)与达摩会面。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因而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公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公德?达摩说:此事有为之事,不是实在公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遂渡江(传说中的达摩一苇渡江)而去。最早记载这个传说的文献是敦煌的《历代法宝记》(年间撰)以及唐代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此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达摩后至北魏都城洛阳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成为一代高僧,传衣钵于慧可,出禹门游化终身。东魏天平三年(年)卒于洛滨,葬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又传魏国使臣宋云回国时遇达摩于嵌岭,见达摩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历史上还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一苇渡江”便是其中之一。此镜描述的就是达摩渡海的情景。镜钮左侧的云气殿宇应为海市蜃楼。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有“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的描述。在平静的海面、江面、湖面、雪原、沙漠或戈壁等地方,偶尔会在空中出现高大楼台、城郭、树木等幻影,称为海市蜃楼。

仙人龟鹤齐寿镜

宋代经典道家题材铜镜，由于道教对镜的大量运用，镜中也有了对道士修炼生活的反映，于是镜又与道教修行活动相结合了，对此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气功镜，宋代有多种气功图形镜。如《中华历代铜镜鉴定》中的一面气功镜，“镜背饰一道士模样的人物置身于丛林中，其旁有象征长寿的灵龟、仙鹤，仰望空中的日月，似乎在呼吸作吐故纳新状。宋代研宋代反映神仙思想题材的铜镜则以仙人龟鹤齐寿镜为主。主纹为镜左一门，门旁有棵树，树下一侍者抱着一龟，镜右坐一仙人，侧有一侍者，一仙鹤，或立或舞，镜下方一水流。仙人、侍童与代表福禄寿的鹤鹿龟组成一种固定的图案，更具有了世俗化的倾向。仙人驾鹤镜及二仙过海镜也反映出八卦的风气浓厚，留下了不少关于《易经》的论著，八卦深奥的道理在宋镜上反映顺理成章。地支与八卦五行相对应，是中国古代《易经》法则要素，八卦地支五行镜，镜圆为天，方框为地，钮为日，道出万物演变的规律，较为正确地反映了易经哲学。

曹植与洛神故事镜

据传，三国时，曹操之子曹植与当时与甄宓恋爱，但，甄宓因种种原因，被迫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而在后来的二子争位中，曹丕又一次战胜弟弟，当上了魏王，并于公?20年，他夺权称帝，其妻甄宓则受封为皇后。甄宓看似荣华正好，却命运多舛，后因后宫陷害，被曹丕赐死，死状惨烈。

在甄宓死后数年，曹植偶得其常用之物——睡枕，睹物思人，伤心欲绝。时过洛水，做一梦，梦见甄宓前来相会，二人在梦中互述离苦，一梦醒来，百感交集，于是作此赋以慰哀哀相思之情。但因心上人甄宓是他的嫂嫂，又是一代皇后，故不方便明赋，又因过洛水，是以曹植便假借赋洛水之神来暗赋自己的心上人——甄宓，以混众目。这就是传说中《洛神赋》的缘起了。

许由巢父故事镜

晋·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巢父曰：‘……子故浮游俗间，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而饮之。”传说，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箕山，隐居不出。

当时尧还以为许由谦虚，更加敬重，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由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颖水边去，掬水洗耳。

许由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它饮水，便问许由干什么。许由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的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耳恭听什么耳朵！算了吧，别沾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

未完待续，战、汉、唐、三期铜镜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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