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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藏族史书记载，公元年，吐蕃赞普（君主）达玛乌东赞——即著名的“朗达玛”——遇刺身亡。他的两个儿子斡松和永丹被各自母亲拥立为王，双方人马大打出手，各地领主将军们或站队或割据，“战乱充斥于大部分藏区”，史书叹道：“之后已无统治全蕃之王，从此支离破碎。”值得一提的是，从同时期的古代藏文资料如敦煌文书来看，似乎只有斡松为王，并没有永丹存在的证据，不过唐朝史书也确实记载了吐蕃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林立互相攻杀的情形。乱世中，统治者的压榨更变本加厉，令底层苦不堪言，终于在公元年，席卷全藏的平民奴隶大起义爆发，后人形象称为“一鸟凌空，百鸟飞从”。奴隶制度土崩瓦解，“贱民爬到国王头上”，从此“王者奴隶无区别”。吐蕃残余政权虽负隅顽抗，但面对滔滔怒潮，“连大地都无法支持王者，又何况人力！”数年间，吐蕃中心“卫”地（也叫前藏，即拉萨、山南）王师尽墨，起义军继续向“藏”地（也叫后藏，即日喀则）挺进，双方在娘若香波（今江孜）激战，保皇党大败，斡松之子即朗达玛的孙子贝考赞被杀，这也意味吐蕃彻底灭亡，时在公元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群龙无首，贝考赞集团遂作鸟兽散，各奔前程去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也一路向西，狂奔到阿里。另一说，贝考赞是被臣下所弑，而他的两个儿子则受到永丹后代压迫而逃亡；还有说，吉德尼玛衮是被政敌流放到阿里。通常认为，在吐蕃之前，阿里曾有一个叫象雄的古国。汉文史籍称它为羊同，“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对照藏族文献描述的“象雄与上部克什米尔相连，北接于阗雪山及松巴黄牛部之静雪，南抵印度和尼泊尔”，二者基本一致。古象雄文明曾十分发达，有自己的语言，还可能创造了文字（有说藏文就是象雄文的延续），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也从这里起源。苯教史书《世界地理概说》将象雄分为内、中、外三部，“中象雄”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一天的路程之外”，正好在这一带。按藏族古地理概念，阿里高原称为“堆”，即“上部”地区。吐蕃崩溃后，阿里群龙无首，领主们明争暗斗，但都没有实力独吞，直至贝考赞之子吉德尼玛衮逃到这里，因其高贵的王室血统，立即成了各方争抢的香饽饽。最后大贵族没庐氏拔得头筹，将他招为女婿，史载这位岳父家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吐蕃重臣，曾多次与王族联姻。除了一个吐蕃王子的空头衔，吉德尼玛衮可能一无所有，这桩婚姻更像是倒插门即入赘。凭借自家金字招牌，赘婿被众人拥戴为王，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共主。岳父还将自家一个军事要塞泥宋堡赠与女婿女儿居住，它便是王国最早的都城，据考证在神山圣湖也就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一带。就这样，吐蕃帝国俨然在象雄复辟，不过疆域已大大缩水，西部许多故土不复掌握，比如唐史里著名的大小勃律（今巴控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地人后来逐渐皈依为穆斯林。西藏史书记载，“阿里”这个地名从此诞生，该词是“领地、属地”之意，代表着赞普后裔统治的王土。尼玛衮和没庐王妃生了三子，他死后，儿子们瓜分了地盘，史书称芒域、布让和象雄，具体位置则众说纷纭。后世则演绎为，王子们一个占据了雪山围绕的普兰，一个占据了湖泊围绕的日土，另一个则占据了土林围绕的札达，是为雪围、湖围和土围，故称“上部三围”或“阿里三围”。三围历经分分合合，最后演变为两个小王国，一个是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另一个便是扎达的古格。古格王国遗址位于札达县城托林镇西约18km、象泉河南约1.6km的札不让村旁土山上，整个遗址东西宽约m，南北长约m，最高处宫殿高程m左右。按照建筑专家的描述，遗址西侧是高达近m的断崖，崖下为一条干枯的河床，南端依靠高耸陡峭的大土山，东边是相对宽缓的坡地，下有一条小溪，溪对面的山坡上有座寺庙遗址，据说是古格国寺——托林寺的一个属寺。今天的扎布让村安详宁静，村民以务农为主，兼营旅游服务，村子里开了许多家庭旅馆，由于古格遗址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因此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居民的收入也节节攀升，正如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在这里考察时所预言的那样：“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古人真是独具慧眼，看看海拔，札达只有三千七，堪比拉萨，普兰也才三千九，与日喀则相仿佛，它们在平均超过四千五百米的阿里高原堪称福地。古格王国的核心地带象泉河谷最低更是只有两千八百米，甚至还没有“西藏的江南”林芝高。因此与许多人想象不同，古格都城所在的扎不让并非荒凉凄冷的苦寒之地，夏天有时会超过三十度，年降水量二百毫米左右，大约是北京的三分之一。考古证据显示，古格遗址周边有大规模耕种的痕迹，而扎不让村民至今仍在务农——事实上，札达是阿里少有的农牧并举的县。这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母亲河，发源于冈仁波齐神山脚下的朗钦藏布即象泉河蜿蜒流淌，为居民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它在札达境内的流量颇为可观，以至经常导致水患，所以当地正在规划建设水电站。古格开国君主、尼玛衮之子德祖衮拥有如此乐土，想必十分欣慰吧。此时，距他高祖父朗达玛遇刺，已经过去一个世纪，虽然达玛乌东赞的子孙们仍沿用着赞普头衔，但吐蕃帝国的荣耀早成过眼云烟，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伟大先王的传奇，也只留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命运没有给古格重新崛起为帝国的机会，它仅仅是西藏大分裂时代为数众多的土邦之一，加之位置偏远人口稀疏，对西藏政治历史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是，命运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补偿了古格，令其不至于成为其他小邦般转瞬即逝的流星，反而化作西藏文明最耀眼的恒星，闪烁古今。一切要从古格第二代国王科热说起。继承王位后，科热当了二三十年国王，期间太平无事，还生了俩儿子，可谓人生赢家，可到五十岁时，他突然做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将王权让给弟弟松埃，自己出家！据说由于祖宗朗达玛灭佛，导致西藏佛教极度衰落，此时竟然已经找不到僧侣来实施出家时必要的仪轨。国王不得已，只好在佛像前自己剃度，并自取法名“益西沃”——藏语里“益西”为“智慧”，“沃”为“光明”，合起来便是“智光”，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僧号。益西沃出家前的俗名，各种史书资料说法不一，后来在古格王国佛殿遗址中发现了一幅壁画，上面的题字似乎表明益西沃其实是科热的弟弟松埃。而近年发现的古格本地史书也支持这种观点，书中还写道，两人的老爸仍沿用分封制，因而这哥俩其实都是国王，一个是古格王另一个是普兰王，松埃后来让哥哥兼掌古格政权，两个王国于是再次统一。由于身份尊贵，出家后的益西沃有了“拉喇嘛”即天喇嘛的头衔，古格王国也从此也形成了国王兄弟二人分掌政权与教权的惯例。西藏佛教复兴即所谓的“后弘期”，也从此发端，时为十到十一世纪。佛教重新传入雪域，通常认为有两条主要途径：影响较小的一条源于青海，即“下路弘法”，影响较大的那条则来自阿里，称“上路弘法”，而古格王国正是后者的最关键节点。今天的研究者认为益西沃出家时，古格其实已经引进了许多印度班智达，而且还培养出仁钦桑布等本土高僧，国王的剃度仪式其实是严格按照佛教戒律进行的，所谓自行剃度的故事，其实是后世佛教史家附会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创作出来的。关于益西沃等历代天喇嘛及古格王如何复兴佛教，各种记载汗牛充栋，也衍生了许多或真或假的传说。比如有个著名故事，说益西沃为了筹集弘法费用，亲自率兵攻打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却不幸被俘。敌人让他改宗不从后，便索要与其身体等重的黄金，古格王赶紧带着全国搜罗来的赎金去救人，却仍差头部的重量。此时老迈的天喇嘛突然高呼，别在自己身上浪费钱了，要用这些金子去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来西藏弘扬佛法！说完，便慷慨就义以身殉教。花甲之年的阿底峡闻讯大为感动，不顾自己年高体衰，毅然踏上世界屋脊，虽然长眠于此，但佛教却再次在西藏开花结果……这个故事令人叹息，但它很可能不是事实。固然，后弘期最重要的祖师阿底峡确实由古格王国迎请入藏，这无可争议，可另一方面，根据托林寺志等古格史料，益西沃其实是在该寺寿终正寝的，后人杜撰了这个神圣而悲壮的故事，显然是出于宗教原因，遂从《红史》到《土观宗教源流》，数百年间史不绝书。事实上，古格本土史书记载，早在阿底峡进藏前二十多年，益西沃便已圆寂。临终前他立下规矩，除了国王和王位继承人，古格王族所有男子都要出家，只有国王绝嗣，才选择王室子弟还俗继位。这种安排，既避免了王位纷争，又确保了佛教的至尊地位，不可谓不巧妙。中国研究者多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格遗址，就是从益西沃时期开始兴建的，但也有日本学者声称“所谓古格古城即札不让，而札不让的寺院、僧院的建立年代都是在15世纪以后”。今天综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古格首都在历史上曾多次变迁，扎布让附近的托林寺一带确曾是益西沃时的早期都城，可是后来十一世纪末迁了都，即今天的东嘎皮央石窟一带，再后来则又迁回了扎布让，直至王国灭亡。至于古格的人口，不同的估算差异极大，从数千到两万甚至十万不等。无论怎么说，即使经过数百上千年岁月的洗礼，扎布让土山上的这片遗址仍气势恢宏，根据考古学家的统计，遗址总面积达七十二万平方米，现存共有房屋遗迹（包括殿堂）座、窑洞孔、碉堡遗迹58座、佛塔或残塔遗迹28座、塔墙1道、防卫墙10道、隧道或暗道4条。古格于17世纪上半叶灭亡后，王都渐成废墟，虽然后来西藏地方政府于此设立了扎布让宗（相当于县），但却几乎没有居民。年，这里终于迎来了近代第一个西方访客——英国人麦克沃斯·杨，他眼中的扎布让无比倾颓：“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仅剩下一些矮小的圆形土窑，周围遍布曾经耕作过的梯田，但此时业已荒废。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有宗本（相当于县长）的家，一座由一个喇嘛守护的庙宇，以及构成扎布让全部人口的四户人家。”杨是带着任务来的。17世纪在印度传教的的葡萄牙神父声称，他们曾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西部，成功地让当地一个藏族王国的王室皈依了天主教，而这个国家就是古格。按照他的说法，国王改宗的举动引起喇嘛们强烈不满，勾结邻国拉达克入侵，灭亡了古格。神父写给教会的信后来被编撰成集并出版发行，书名《发现大震旦及西藏王国》，在西方流传了几百年，许多欧洲人都耳熟能详。杨本是来西藏处理商务，但一位好奇的英国作家委托他一定去古格看看，5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考察了古格的一个卫星城达巴遗址。但杨最后失望而归，没找到基督教曾在此存在的什么证据，唯一疑似物是个十字形木头构件，他认为是当年教堂上的十字架。杨后来写道：“一排石灰粉刷的塔耸立于宗本房屋附近，其中一座约40英尺，高出其它塔之上。其顶端横卧一个饱经风霜的木十字架，那或许就是喇嘛摧毁附近教堂时修建的塔。”现代考古揭示，古格故城的建筑在废弃后的三百多年间大都受到人为和自然破坏，房屋、殿堂建筑中保存状况较好的只有五座佛殿，其墙壁、木柱、梁架、屋顶、壁画都还基本完好，其余的王宫、议事厅、民居、僧舍、仓库、碉堡等建筑则全都成了残坦断壁。中国学者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用葡萄牙文圣经糊制的跳神用骷髅面具，它也许是当年那场宗教纷争的唯一遗存，但这也只能证明传教士确实来过，而根据拉达克史书记载，古格的灭亡是与宗教有关，但更多却源于藏传佛教的两个分支，即拉达克人信仰的朱巴噶举派与古格人信仰的格鲁派之间的矛盾。扎布让的太阳又升起来了，晨风呜咽如泣如诉，游人耳边仿佛又响起麦克沃斯·杨第一次看到古格时的颤音：“这或许是一个巨大城市或古堡的遗址……”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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