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寺位于四川成都龙泉山脉中段东麓茶店镇境内，东距龙泉湖2公里，是中国西部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寺庙群落被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寺庙周围，植被茂密，浓荫蔽日，整个殿宇楼阁掩映于莽莽丛林之中，素有“百道寒泉万木中，遥望石经半天紫”的神奇景观。据史料记载，寺庙始建于东汉年间（—年），原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年代之初的官员私宅，后捐为庙。三国蜀汉时，赵云曾承袭该产。延到唐代，扩寺建殿，始具规模，后因兵燓战乱，屡毁屡建至今。

石经寺现有的建筑依山叠立，逐殿递升，最为古老的建筑为“栖幻庵”（祖师洞），系明成化十一年（年）所建，寺庙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天王殿、成官殿、观音殿、祖师殿等。上世纪年后，又重建了宗咯巴大师殿、藏经楼、五观堂、塔林、山石影壁等明代仿古建筑。因此,复望开去,寺庙群落已蔚为大观,不禁让人感叹,龙泉山脉并非深山老林,何以竟有这样一座历史源远流长的佛门古刹,香火甚旺,堪与峨眉山的大庙比美,正应了古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禅学意境。

原版《金刚经》石刻之谜

据史料记载，石经寺内曾藏有不少稀世文物，其中有石刻《金刚经》32卷，寺之重器，位居其首，石经寺得名就源于这些寺藏石刻经书，坊间的传闻是因清朝简州牧，相当于如今官拜简阳县委书记一职的宋思仁送给寺庙一部32块的石刻《金刚经》而名，口碑相传，但是无从佐证。

迄今庙中尚保存有清道光丙申（年）之秋的碑刻《续刊石经序》，中有“我朝乾隆三十二年，州牧宋公思仁，游山有感，送石刊金刚经一部至寺，因名石经寺。未及一月，公即升济南知府。作善降祥，其应如响，足以征矣。是此经者不亦寺之重器乎。迄今历时既久，前僧未及检视，遗失之，止存一板，计二百五十余字”。这就是我们还能读到的最早记载寺藏《金刚经》石刻的原始文献。其实，《金刚经》原为印度佛门典籍，十六国时期作为泊来品传入，为姚秦三藏鸠摩罗什翻译，如今海外博物馆存世的有历代糙纸抄本，刻印本，竹简本，拓片本，古代石刻繁体汉字本确实鲜有所见，应是珍罕之物。

由此推论，民国期间寺内所藏乾隆版的“石经”确实极可能只存有一块，而这块“石经”只有普通算盘大，字迹工整，蝇头小楷，需拿在手上方能细细鉴赏。作为“寺之重器”，只有显贵的客人来了，客堂才会命照客师拿出来让其一睹真容，所以“赏石经”难就难在这里。其它补刻的石经似乎在质量上无法与这块相提并论，因而鲜有人提及去鉴赏它们。

回望历史,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石经寺客堂的待客之道，是很有讲究的礼数。比如说民国后期,每逢香会，为了加强接待能力，寺内常有三名知客师，除演净、常满（兼）外，还聘了一个宝光寺出来的圣聪。知客下有照客，照客下是烧水倒茶的勤杂工。知客的才干首先要会识人，一见来人就知是什么来路。是来烧香的还是来刮腊油（白吃白拿倒刮腊油）的，该如何接待。其接待的方法与民间所传“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这幅对联有点类似，是受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如客人来了，知客喊“请坐、泡茶来”，杂工就奉上盖碗茶，照客师会端来一盘瓜子和一盘点心（白米酥）；若知客喊“请坐、端茶来”，就只来碗盖碗茶，瓜子和点心就免了；若知客喊“请坐、倒茶来”，就有照客师用一个盅子在保温桶里倒出一盅红白茶水（便宜货）；若知客喊“请坐、拿茶来”，则杂工们会大声回答“水开了就来”，其实这水是永远不会开的，有时坐久了，知客师会故作生气状的喊“咋过还没拿茶来”，而杂工们仍然照样回答“开了就来”，而始终不会有所举动。

那年那月,客人来到石经寺,朝“肉身”盼得其灵气，见“石经”方解其名气。当时有“朝肉身”容易而“赏石经”难的现象。对此说法不一，诸多谬误，贻笑大方。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初步解出“石经”之名不应这么晚才出现，至少在明朝楚山时代就已有此称呼，只是始祖楚山本人出于向明蜀王报恩的目的，才改称“天成寺”。从最近发现的明代《石经楚山和尚语录》可见一些端倪，首先是原书名直书“石经楚山”，其次卷四《垂示诫语》的《前二日告别钦差镇守四川上衣监太监梅公书》落款有楚山自称“石经绍琦沐手书别奉拜”的文字。

目前,寺中仍然存有一块“石经”，材质优良、古色古香。但正文仅个字，且内容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为主，与上文《续刊石经序》碑中记载不符；据我考证，从材质、字体、所刻文字比对，均不是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那一块；寺方解释说，现在这块“石经”的确不是清乾隆年间的石刻《金刚经》之一，但却是明代楚山祖师亲手所刻的石经。更为古老,理由是在《石经楚山和尚语录》里有载，楚山当年就自称“石经楚山”，传说友人曾送来几块安徽优质的砚台石，楚山本人亲自将其磨光，再刻上经文，并编号“二十七”。若然如此，现在这块“石经”也堪称镇寺之宝，只是难以佐证。

据笔者与当地老者交谈，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简阳县久隆乡公所就曾带领工作队多次进庙，去没收寺内的生活用品，共挑了几十挑到乡公所。其中包括两挑跟当时的算盘体积差不多的“石经”，厚约2厘米，字只有成人小指头大小，字迹清晰工整，但具体内容不清楚，共30来块；曾多年堆放在乡公所一房间的角落里；如今还健在的简阳耆英长者们都还清晰记得这一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行政区划已几经变迁，原汤家湾及其上游划归成都市，而久隆乡公所的老员工早已作古或迁移，查无下落了。但经过追根溯源，笔者打听到当年的那一堆“石经”因为没用，而且被视作“封资修“的黑色糟粕，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鄙履，被全部扔进了一口井里，井口早已被填，后来乡民在上面修建了一处房舍。如果这个故事靠谱，应该是清道光年间的那一部正版，而那块乾隆年间的真“石经”也极有可能混在其中。迄今为止，虽然“真石经”未能找到，如同张献忠在川西河床里藏宝一般，那就是有可能还沉睡在什么地方，从考古和人类文化学的层面来看待这一现状，原版“石经”还有重见天日的可能，这是值得欣慰的。

借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头的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愿当年的原版“石经”如同石经之“名”一样，历尽劫难，终有一天能浮出水面，为石经寺增添光彩，再现其文物和文化价值。这里我不禁要面向龙泉山脉扣问：原版石刻《金刚经》啊，如今你究竟沉睡在哪里？

石经寺祖师肉身之谜

自清代以降，川西平原上就流传着“朝肉身、赏石经”的民间说法，当年的羊肠小道，交通极为不便，从成都府出发，象是出远门，需要翻山越岭，去到龙泉山石经寺里一睹真容是许多香客的夙愿。民国时期，香客如想亲眼见到楚山绍琦（-年）祖师的肉身，必须在冬月十四开山门到次年三月三关山门才行。这段时间就是石经寺的朝山会期，有关这方面的盛况，在现代文学大家李劼人先生的《死水微澜》里多有描述，亦可参阅傅崇炬先生的《成都通览》，还有当时的许多报纸。近年来有作者根据零星的文字或传说，质疑石经寺“肉身”在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笔者经过多方调查，肯定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具体叙述如下。

新近发现的明代《石经楚山和尚语录》卷四《垂示诫语》中有楚山当年的遗嘱，“……吾瞑目后，澡洁形躯，如法裹之，贮于桶中，固其桶盖……只待壬寅岁冬前一日，开桶出沙，宜用香泥垒塑，六彩严饰，乃置石室之中，留为山门瞻仰也”。清代有“川西夫子”之称的刘沅（-年）作《石经寺肉身和尚诗》，其序为“和尚无名，兀坐小洞中，形枯不朽，盖二百年矣，士民饰之以金，其洞群众拱卫，幽香可观”。诗曰：“色身如锐气如生，阅历沧桑意不平。五岳真形能住世，三山求药是虚名。面庞此日犹前日，岩壑阴晴又晚晴。兀坐洞中悲速朽，怜他走肉太无情”。清光绪乙未科状元骆成骧在民国年间游石经寺作有“……一身屹作须弥柱,四海归来楚山处…”。这些诗文都对肉身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而我国僧人坐化后留下肉身，始自唐朝时期的六祖慧能，九华山曾先后出现过15尊肉身，六祖慧能与憨山大师等之肉身至今保存完好，所以肉身现象在佛教界并不罕见，这是僧人修行高超的明证。

笔者在实地寻访中，有机会与数位目睹或触摸过“肉身”的乡民交谈，其中有一位胡姓大爷回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镇反”期间，就对肉身进行了人为的破坏，他亲眼目睹了当地武装部张姓部长，入庙后对肉身表示怀疑，不由分说地爬上石莲台上坐的呈跏趺座、将禅定印的祖师拇指掰断，拿出祖师洞看到清晰的指结后仍不相信。返回洞中再用其“KRT”（可尔提）手枪敲了几下，将肉身的下巴敲坏，看到仍是干粉状的脂肪和骨骼，确认是“肉身”之骨方才罢休。在那特殊年代里,这些穿黄马褂军装的人掌握着对村民的生杀大权,无人敢于过问与干涉，不然的话，稍有言辞不慎，即可能被当作镇反对象。

据说此后陆续有人进洞查看过“肉身”，如当时在附近教小学，后来任龙泉驿区吴姓副区长就多次带人来看过，并触摸过其脂肪和骨骼；当时在石经村附近工作，后来任龙泉驿区山泉乡的陈姓书记也曾前来验证过其脂肪和骨骼，确认“肉身”无疑。岁月荏苒，时光如逝，再到后来的“文革”时期，“肉身”彻底被毁，遗骨去向不明。目前，石经寺里所存“肉身”，世人不辩真伪，愿意相信还藏在寺庙里，这或许是一种善良人性的寄托。

除了始祖“肉身”，寺内之成宫殿，俗称娘娘殿，如今坊间仍有娘娘“肉身”驻寺之说。娘娘为何许人?笔者遍检史籍，不见记载。至于民间传说，则有二：一是这成娘娘乃与楚山祖师同时代的皇后，早年出家为尼到此。二是娘娘乃明崇祯时期总兵吴三桂之妾陈圆圆(-年)，她曾为李自成所俘，封为大顺皇后。当地乡民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据他们说：这成皇后原系荆楚大家闺秀，年轻时得了一场重病，到寺院烧香许愿，求佛保佑，经深通歧黄之术的楚山禅师医治而全愈。遂皈依佛教，拜楚山绍琦为师。后被召入宫中，封为皇后。

据说,当年成娘娘她经常施舍钱财，印经塑像，斋僧建寺。晚年出家为尼，入川至天成寺寻师。楚山绍琦将其安置于离寺约一里的庙子沟小庵，她圆寂于成化中(年左右)。后僧尼将此小庵改建成宫殿，并入寺内。“成”是成化年号之意，宫乃正宫娘娘之谓(故又称娘娘殿)。殿成之日，成皇后的尸身已经腐烂。于是僧尼乃请木匠用黄连木制成她的雕像，然后盛装美饰，故乡民呼其地名曰“梳妆嘴”，供奉于殿中，当地人称之为“送子娘娘”。“文革“前寺内古碑记有成皇后生平和重修此殿的年代，可惜均在那场“打倒一切”的革命中被毁灭一空，给今天的考证带来很大困难。特别记录与此，为世事喧嚣之后,尘埃落尽的石经寺成宫殿正名。

其实,以佛门的义理,无论贫富贵贱,但凡人走后给予厚葬是没有必要的,铺张的葬仪也是多余,与其以亡者的财物及亲人的力量,大做虚有其表的哀荣排场,不如去供奉寺庙三宝,弘扬佛法,布施贫穷,利益众生,功德廻向,更合乎佛法。因此,石经寺里的“肉身”似可看作是人心佛化后的一个图腾,永远可圈可点,可敬可拜。

石经寺佛门舍利子之谜

笔者的这次入寺敬香，素慧方丈甚为重视，礼遇有加。在贵宾室里沏上了龙泉山香茶，礼贤下士,与我交流，分享佛门大德智慧。并命小童小心翼翼地端来舍利子法器，特地请我鉴赏。图中的法器里共盛有四粒舍利子，呈淡灰羯色，另一粒形状稍长，呈浅红者则是红高梁米，让观者可作一客观比较，加深印象。素慧方丈告诉笔者，这就是清代寺内高僧遗留下来的镇寺之宝。

笔者深知佛门讲究，礼数甚多，为尊者讳,不便冒然向素慧方丈询问根由,请教这几粒舍利子究竟源出哪位寺内高僧遗骨？有幸近距离亲眼目睹佛门圣物灵光，已让我十分感动，不由得肃然起敬。这让笔者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正在四川大学教书,去五台山参加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结束后,回程中到山脚下的普寿寺参观舍利子的情景,那是敬在一个密封玻璃的法器里,只显露一个观赏小孔,需要借助专用放大镜才能一睹真容,似有一道人间与天堂永远两重天的感觉。

回望佛门历史，传说中有佛陀释迦牟尼逝世后，遗体经弟子阿难等人火化后，获得舍利子，分成三份，一份升天，一份入龙宫，一份留存人间。它在人间的那一份，由摩揭陀等八国均分，各建佛塔以永久纪念。目前,在我国西安和北京的寺庙里尚存佛指舍利和佛牙舍利,既是佐证。晚近又相传在苏州虎丘塔内发现了迦叶佛舍利，如果能确认,将弥足珍贵。泱泱华夏，佛教遗韵遍地可寻，蔚为大观，令人感喟。

关于舍利子的形成机理,千余年来一直是佛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尚无定论的课题，迄今为止，产生了多种诠释。有一种说法认为：高僧如同气功家，在长期练气过程中，在调神、调息和调身的气功三要素促使下，人的思维活动长期处在运气自如、恬淡虚无的绝对入静境界，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然界的真如能量，达到天人合一，内外身心充分融洽，精气神相互转化，从而生发出大无外、小无内的混元现象，即指阴阳环抱的太极，这样全身的精力和物质力量逐渐凝结聚集就出现舍利子。但这种说法似乎太过玄乎。

从历史文献和气功实践来检验，不论是中国的儒释道各家气功,抑或是印度的瑜伽术，都从未发现有人因练气功而在死后火化发现舍利子的现象，即使在道家的经典或史籍中也没有这类事实。也许神仙早已羽化而不必火化吧。所以，这一推论目前仍然称为科学假说。

如今，另有一种医学解说，认为佛门舍利子本是钙化结石。所谓舍利子其实是人体内的结石，尤以肾结石和胆结石为多，究其根源，舍利子的形成过程是因为僧人起居以坐为主要姿态，而吃进体内的又多是植物纤维，不易消化，加之长期取坐姿，体内纤维堆积过多，久而钙化成结石。

佛教典籍对舍利子的产生的解释则与上述几种推论不一样。据《元镏绩霏雪录》记载：“舍利，按佛书室利罗，或设利罗，此云骨身，又曰灵骨。有三种色，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肉舍利。”又有典籍《金光明经舍身品》说：“此之舍利，乃是无量戒定慧香之所熏馥。佛家也就沿着这种说法而发挥。”这是我们还能读到的有关舍利子的佛门学说,可视为正版。

台湾圣严法师认为：“肉食者死后火化也有舍利子，此与肉食与否无关，凡是修定或是凝心、慑心而达到修身目的的人，烧了会有舍利子。通常说要修持戒、定、慧三学的人，才有舍利子”。但是舍利子本身是人体分泌物结晶，它有若干程度的神圣和神秘，历来为佛教徒所重视，因为这属于界内色身的变化，终究不出无常的范围。关于人死后火化出现舍利子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详实的科学依据，还需要医学、生物学尤其是佛教界的相互配合与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出来了，或将对人类的生命科学发生重大影响。但是,由谁来揭开这一谜底呢？

楚山绍琦大师,开禅学之先河

目前,当代学术界一致认为楚山绍琦是龙泉山石经寺的始祖，一位在中国佛教史册里被几乎遗忘了的明代中期四川禅宗高僧，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的禅学思想无法加以深入研究。近年来，石经寺收集、整理、并影印发布了绍琦的语录，使得学界对于绍琦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这一研究也将可能改变人们对于明代禅宗史的传统看法。图中展示了素慧方丈与笔者做学术交流时的情景，并向笔者赠送了楚山绍琦大师所著的禅学文集。

拜读佛门大作，我了解到明代中期四川著名禅师楚山绍琦（～）人生故事。楚山绍琦，讳绍琦，字楚山，四川简州唐安人，俗姓雷，出身于官绅之家。幼年出家，入乡塾读书，聪慧好学，机敏过人。石经寺的前身其实就是绍琦曾驻锡的寺院。有关他的研究，经常被收入明末以降的各种禅史，但他很少受当代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