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辞世75周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筚路蓝缕，有开拓之功，在书画、音乐、艺术、金石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中年出家，成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国难之际，宣讲“念佛不忘爱国”，身体力行支持抗战。传奇身世与璀璨成就背后，站着一个追求极致、绝对庄严的生命

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皈依三宝。禅房上贴着四个字：“虽存若殁”。“出家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亦均抛弃，何况朋友。”

有学生询问法师：“老师出家何为？”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在教育家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本妻子诀别的一幕：“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这是关于弘一法师的最后一抹绮艳景象，相较于其高不可窥的佛学造诣，这是凡俗中人能够理解的感情。后来，这一幕在影视和文学中被无数次唯美演绎，连同一阙《送别》，成为历史上的绝唱。

叶圣陶说，弘一法师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头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他的言论应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

李叔同自画像

对他的怀旧情愫，在他离世多年之后，仍年复一年地延续着。人们试图从他存世不多的黑白相片——那张历历斑痕、清癯而温默的脸孔中，极力解读出某种大慈大悲。半世风流遁入空门，盛极而归于平淡，在李叔同的一生中，他的悲悯与决绝，同样迥异于人，像一个耀眼的谜。

在老友夏丏尊和学生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并非那样不近世情，而是情感激越之人，凡事追求极致。他人生中经历的几番断裂，不外乎这种极致人格的外化：20世纪初弃儒学而入西学，始信文章救国，不若经世。而后归宗于佛学，出家前外赠或销毁视如瑰宝的书籍、字画、折扇等，并于剃度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

经历历史的风云动荡，晚年，他将报国热血化作佛学的持戒自尊，将爱国与修佛融合为一。如丰子恺所说，法师决绝、明彻，穷理至臻，“做什么像什么”，才能于情于事，一体贯通。

羁绊

◇◆◇

年，李叔同云游经过上海，来到学生丰子恺家中小住一月，丰子恺请李叔同为自己寓所命名。李叔同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能相互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都拈到“缘”字。于是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

在缘缘堂，丰子恺住楼下，李叔同住楼上，是平生仅有的朝夕相处时光。李叔同不惯点灯，日落而息，他们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丰子恺记得李叔同经常陷入思考，面容沉静，像一只清癯的仙鹤，让他感到一种超于物外的神圣。

出家早年，李叔同持戒苦修，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不多发一言。访者殷勤求告，他以一句“老实念佛”默退。故人来信，他告知邮差“此人他往，原址退回”。

在缘缘堂，丰子恺提议，由他作画，李叔同配诗，合作出版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李叔同竟慨然允诺，是欲“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丰子恺喜悦莫名。

斯时，作家柔石、曹聚仁等撰文批评“护生”及“慈悲”等概念，在抗战时期“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

李叔同主张，“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抗日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10年后，李叔同看到《护生画集》续集后，欣慰地给丰子恺写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以此类推，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在晚年回忆中，丰子恺把这段际会称为“大因缘”。因李叔同出家时，六艺俱废，这承诺对他是一种破例。

一个月后，师徒分别江海。国家已烽火连绵，李叔同四方宣讲“念佛不忘爱国”。丰子恺亦时时听闻李叔同的讯息，包括更多令他感慨的“破例”。

抗战全面爆发初年，李叔同正闭关，不与外界接触。彼时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邀请他写一首会歌，李叔同认为国难面前，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故欣然应允。时人喜悦，认为此举“非同寻常”。

丰子恺在“文革”中经历屈辱岁月时，唯一的牵念是日日早起，撰《护生画集》，并从中获得心灵的宁静。那时丰子恺是“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这份因缘和托付，给予他“晚年的福气”。

生命的火光渐弱之际，丰子恺意识到，在恶劣的环境下遁入空门的李叔同冷寂的心底，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

上世纪初“劝用国货运动”启端，李叔同从此布袍马褂。丰子恺见老师穿的褂子松垮，就送他一条宽紧带。李叔同坚辞，说不用外国货。出家之后，丰子恺去看老师，见他用麻绳束袜，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李叔同又拒绝，丰子恺说：“这是国货，我们自己能够造了。”他方才收下。

李叔同曾凭吊韩偓墓庐，嘱高文显作传，他钦佩韩偓遭国破家亡之惨痛却不肯附逆。耿耿孤忠，其志独坚。

他也经常吟诵宋代忠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年8月，李叔同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剃度前夕，李叔同与丰子恺夜谈，赠予他一幅自撰的诗词手卷，特别指着这一阕词，微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

那时，青年李叔同激愤于八国联军的铁蹄与漫布中原沃土的鲜血与饿殍，再兼母丧，心灰意冷，毅然出走日本。辞行的时刻，挥笔写下这首《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留学日本的李叔同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并男扮女装主演《茶花女》

辞别红尘这年，欧洲新启战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粤桂战争、湘鄂战争、奉直战争暗潮涌动，国内火星欲迸，人心惊惶。李叔同斯时对学生说起这首词，心境可追。

丰子恺在回忆录中叹息，当时年幼无知，竟漠然无动于衷。

奔波

◇◆◇

年，62岁的李叔同圆寂之前与一位赵姓好友见面。站在雁荡山的山崖边，山峰浩荡，朋友突然感觉到李叔同眼里有一丝异样的情绪。

赵问：“似有所思？”

答：“有思。”

问：“何所思？”

答：“人间事，家中事。”

抗战犹在尾声，人间依旧烽火不息，晚年李叔同希望回天津与年迈的兄长、族亲一叙的愿望亦落空。

“有所思”者为何，已无人知。但早期专攻科举，以学致世，后来钟情艺术，“以美淑世”，再到归为佛子，说出那句著名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爱国、救国的抱负，贯穿了李叔同一生。这种理想近似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以佛济儒”，但在私我情感的领域内，他确是完全割断尘缘，以全新之我皈依佛门如朱光潜所言，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这是他的遗世独立，是他的复杂、他的纯真，也是他的佛性。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李叔同把出家的原因仅归结于幼年家庭崇佛气氛的影响，对西湖佛教文化的羡慕，以及在同事那里听说了断食的好处，便在假期尝试断食，期间接触了很多佛经，方知名利虚妄，遂抛妻弃子，决然出尘。

梁启超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儒学在西学冲击之下风雨飘摇，社会组织功能近乎坍塌，无论救国救民，还是安身立命，一些当世知识精英需要寻找一个“栖息的空间”，遂将精神寄托于佛门。

彼时，康有为学佛，曾试图以佛法解释变法；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著名的《论佛教与政群》：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可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在彷徨中寻找权宜的栖息之处；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给李叔同启迪颇深，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

李叔同走了最远的路。

目送李叔同出家的背影，一个学生说：“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

李叔同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天津。家族凭借经营盐庄与钱庄生意富甲一方，并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父亲李筱楼年中头名进士，精研佛学、理学，曾为清末重臣李鸿藻部下。因文名卓著，李筱楼同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与李鸿章交情密切，去世时李鸿章亲临主丧。

兼具商业与政治背景的李家财势显赫。李叔同早年交游者多为显贵，如李鸿章、王文昭、荣禄等风云人物。

名门望族规矩森严。李叔同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幼子，度过优渥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随着父亲去世，6岁的李叔同便跌落到一个旧式家族庶子的地位，母亲是使女出身，在冷眼和呼喝中煎熬时日。李叔同心中愤懑却无计可施，虽衣食无忧，终感“低人一等”，15岁便发出感怀：“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记得，在母亲房中，一直放有“先父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皮箱”，在白色的箱皮上，除印有“上洋制皮箱”的厂名图记外，还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庶”、“叔”同音并用，可见他常以自己是庶出为苦。

大家族的严格庭训，为李叔同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底。父亲去世后，李叔同正是开蒙的年龄，每日被兄长拘在书房里，7岁读《千字文》、《朱子家训》；10岁读《古文观止》、《四书》、《说文解字》。他过目成诵的天赋让家族刮目相看，这并没有改变多少母亲的境遇，但在那样的家族环境下，已是母亲唯一的希望所系。当发现李叔同迷上看戏不惜逃学，母亲直接吞下了一包老鼠药，从此他再不敢踏入戏院。

但他狂热地迷恋着戏曲，在诗酒缱绻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感，并爱上了天津名伶杨翠喜，为她写下深情文字：“痴魂消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洁。”然而杨翠喜被袁世凯当作礼物赠予宗室载振，李叔同伤心欲绝之时，却承接了一份毫无感情可言的包办婚姻，这是他的另一重枷锁。

官宦家族的政治敏感与生俱来。他曾致力于科举，两度参加县学考试，指望文章立命。在策论“论废八股文兴学论”中，他慷慨陈言：“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答卷针砭时弊，却“胆大妄为”，注定名落孙山。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冲决了最初的政治理想，李叔同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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