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李叔同(弘一法师)

的一件手书墓志

姜书凯

李叔同，名文涛，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年生于天津，父亲是进士兼盐商。他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清光绪季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美术学院，西画及音乐造诣很深，是我国第一个出国专学美术和音乐的人。他在日留学时，曾同曾孝谷等创立春柳社，参加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等校教图画和音乐，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和潘天寿等都是他执教浙江两级师范时的门生。年，他三十九岁时，在杭州虎跑的大慈寺出家，释名演音，号弘一，从此精研内典，严守戒律，云游四方，直至年六十三岁时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

李叔同多才多艺，于书法最精，写字亦最勤，出家以前的作风，多具汉魏六朝气息，出家以后，仅写佛号赠人，以结墨缘，佛号以外，所书绝少，即书亦属经典语。笔姿凝敛如瘦筋，醇朴自然，其神韵亦若不食烟火者。不过，他出家以前的书法作品，多在沪杭所写，经解放前的数十年战乱，遗留者已如凤毛麟角。出家以后所书，尚有流传，得之者亦什袭珍藏。

姜丹书黄山云烟成扇19×52cm

他的书法作品，已精刻成碑的，除杭州西冷印社的《佛说阿弥陀经》幢和年夏柳亚子先生与南社友好同游杭州时在冯小青墓侧为冯春航立的碑外，我的旧家——杭州凤起桥的丹枫红叶楼中，六十余年来一直珍藏着他所书的另一块石碑，这就是我祖母的墓志铭。这块鲜有人知的碑石的由来，要从我父亲和李叔同的交谊说起。

我父亲姜丹书(宇敬庐)清末毕业于南京的两江优级师范图画手工科，并以最优等的成绩被派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接替日籍教师任教图画和手工(劳作)，成为我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艺术教育师资。当时，李叔同自日本留学归国，正在上海主编《太平洋画报》副刊，我父亲与他以报章文艺相往还；继而又同为柳亚子等创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到年秋，李叔同应浙江两级师范经亨颐校长之聘，也到该校教图画和音乐时，我父亲更与他成为朝夕晤对的同事。当时校中专任的艺术教师只有李叔同和我父亲二人，他俩志同道合，声应气求，相交益契。

姜丹书先生

年春，我祖母患胃癌逝世，不久，我父亲即踵门求李叔同写墓志铭，这触动了他悼念自己亡母的哀思，两人相对欷歔良久，他才答应了下来。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并未动笔，直到第二年夏天，就在他准备出家的前一天晚上，当办完了全部俗事，他才点起一对红烛，伸纸濡毫，一笔不苟地写完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墓志铭一写完，他就把毛笔折成了两段，了却了这尘世最后一件心事。翌晨，他即悄然入山，到虎跑的大慈寺披剃当了和尚。当我父亲和经亨颐、夏丏尊等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房中唯见残烛断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故我祖母的墓志铭可说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又是出家成了弘一法师后的开笔之作。

弘一法师《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拓片60×63cm姜书凯捐赠

我父亲得此墨宝后，即请人模勒上石，原准备运往江苏溧阳老家的祖茔，但因那时连年军阀混战，一直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前夕，我父亲仓皇携眷避难浙东。在匆匆离家时，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碑石，把它埋入了土中。一直到二十一年后的年夏，他从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职退休回到杭州时，才把这块碑起出。

年父亲逝世后，此碑一直珍藏于家。但其间也曾险遭厄运：大约是年的春天，一位邻居看中了这块石碑，就擅自选作搭鸡窝用的材料，真是“无巧不成书”，他正要砌时，当时还在外地工作的我，恰好因出差之便回到家中，我等不得放下旅行袋，急忙上前阻止，才把这块历久而弥珍的碑石抢救了下来。

陈纬、姜书凯（中）、沈国林合影

此碑，高六十七厘米，寬六十三厘米，厚十二厘米；碑名及撰者、书者名一行，文十九行，铭三行，行二十五字，其中有三字因与前字重复而用“、”代替，再除空格，实计五百四十九字。这篇墓志铭的字，一如李叔同的其他书法作品，也是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但结体已由早年的劲挺峭拔，趋于绵密厚重，达到“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了，不过与晚年清疏高逸的风格相比，却仍然是雄浑的。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中，这篇墓志铭实在不失为“直闯魏室”的上乘之作。

文中有一句“孙二：书梅，书竹”，是指我大哥和二哥，因为那时连我三哥都还没有出世，更不必说排行最小的我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由我来记述这段往事，这是当年李叔同先生所不可能想到的。

今年是弘一法师逝世四十周年，也是我父亲逝世二十周年，谨以这篇短文，略述我家所藏的这件书法珍品之由来，也算是对两位老艺术教育家的一个纪念吧。

（此文刊登于《中国美术》年第2期，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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