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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虚构

本期作者

巫宏振

巫宏振，生于广东英德，九零后，小说散见《作品》及豆瓣网等。先后毕业于肇庆学院，中山大学。现住广州。

巫宏振

父亲去世前跟我说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他心里藏了六十年。他再三嘱咐，一定要回老家找到那家人，告诉他们当年的真相，再代他道个歉，赠送一笔精神损失费，做为迟到的补偿。

我在脑海里梳理了五六遍父亲留下的遗嘱，深思熟虑了几天，终究父债还得子还。我决定履行对父亲许下的承诺。

周五下午，我提前离开报社，回家捡了几件随行的衣裳，跟老婆和儿子告了别，驱车离开市区，赶往乡下老家。

到达老家东乡镇已是傍晚，我在紫荆街找了间家庭宾馆寄宿。宾馆房东很热情，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的客房。当天晚上，我向房东打听了近些年关于桃园村的事。房东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矮墩男人，与我的年纪相仿。

他嘴里叼着中华烟，眯着眼睛说：“早荒了，没人住了。”

我诚实地告诉他：“明天早上我要去桃园村走一趟。”

他把烟碾灭，丢在烟灰缸里，哼声一笑：“你们城里人真搞笑。没进城吧，就想要进城，进了城吧，又想念乡下。我也是从桃园村搬出来的，倒是没想过要回去走一趟。”

他的语气带有嘲讽的意思。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简单洗漱完毕便下楼去。街上阒寂无人。道路两边正在建设的小区楼房隐没在浓雾当中。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看到路边竖起了一块小区建设的规划图。在那张图里，我看到了桃园村的位置。

我依着记忆，认出了进入桃园村的路口，沿着一条迂回的碎石路走进去，穿过一个杂草丛生的桃园。浓雾弥漫，眼前一片混沌。摸着朦胧，走到碎石路的尽头，便看到了晒谷场旁边的一块英石。那便是村口了。英石上面镌刻着三个斗大的隶书字：桃园村。

父亲告诉我，桃园村里还住着一户金姓人家，也就是父亲要我代他去寻找，去道歉的那一家。

金家住在桃园村的西头。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逶迤而下，延伸到了金家门口就被截成两段，一段通往村落尽头的翁江河，一段则通往金家的篱笆院子。院门紧闭，距离木门两步之遥还有一条不足半米宽的水渠。两间相连的瓦房建在低矮的地方，背后是隆起来的高坡。高坡上葱郁的常春藤攀沿下来，爬在房顶上，缠绕着正在袅袅升烟的烟囱。

我停在门口踮起脚尖往院子里张望。院子里传来咯咯的鸡叫声，估计是鸡群争食的时候踩翻了不锈钢的鸡盘，扑棱棱的声音混成一团。这时候，一个老妇人从院子右侧的厨房里慢跑出来，嘴里学着“咯咯咯”的鸡叫声，手里握着一根冒烟的柴棍。她的脚步很轻快，不像是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她朝鸡群中跑去，垂在两鬓的一绺银发在稀疏的晨光下随风飘拂。

老妇举着搅火棍朝鸡群挥舞，把轰在一团啄食的鸡群吓得四处飞散。鸡盆倒过来盖在地面上，混了糠皮的鸡食散了一地。她蹲着用手把鸡食扒回到盆里。

我扶着院子的木门窃窃地往里面瞄。蹲在龙眼树下的黄毛狗嗅到了我的气味，霍地跳起来冲我发疯似的咆哮。

“唉呀，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说过我不稀罕你们的施舍，反正我已经是一副老骨头了，死也要死在这里。”老妇看到我，不由分说地挥着搅火棍对我指指点点，一边顿着地面，一边冲我嚷。

“这是金有福家吗？您是周美玲周阿婆吗？”我踮着脚尖，隔着木门喊。

我需要一个走进院子的理由。

“周阿婆，我是从城里回来探亲的，是个记者。”

我手里还拿着一份从宾馆前台取来的《英城晚报》，恰巧该期刊登了一篇我写的新闻稿，是关于贫困户现状的访谈与调查。我扬起手里的报纸故意让她看到，即便我不确定她能否看到。

“你是谁啊？找我有什么事？”她问。

周阿婆取下铁钩，挪开木门，允许我走进院子，直接引我走到正屋门口停住。她用搅火棍敲了敲放在一边的矮凳子，示意我坐那里。她先坐到了一张竹椅上，双手还抓着搅火棍，一动不动。我也坐下了，眼睛环顾四周，院子的西角摆放着犁和耙，旁边是一个石棉瓦盖的牛棚，里面没有牛，一个装着铁轱辘的水井上还悬着一只生锈的锡桶。不仅是屋顶上爬满了常春藤，墙壁上的裂缝也钻出了一撮撮的嫩草，像是在争夺生存空间似的。

“我家原本也是在东乡镇的，后来搬进了县城。我听家人说起过您家的事。这趟回来也特意想采访您。”

我的手肘支着膝盖，身体前倾，音量稍大，确保她能听清楚我说的每个词。我的每个词都说得很仔细、谨慎。

“你不需要冲我大声喊。我都听得清楚，一字不落。你找我有什么事？”周阿婆蠕动了几下嘴，像是在嚼着什么，实际上嘴里空无一物。

“桃园村都荒废了，您还守在这里，为什么没跟村里人一起离开呢？”我问道。

周阿婆半眯着眼，蠕动着陷进去的嘴唇，好像没想要回答我的疑问。屋顶上的常春藤随风莎莎作响，像是生长的声音。此时，周阿婆的沉默让我看到，她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她那遥望的目光却依旧坚挺。老而坚实，也许是另一种生长。

“我还听说了金叔叔的事情。”我继续说，想要一点点地撬开她脑海里的记忆，跟她搭上话题。“跟您一直坚守在这里有关吗？”

“你采访我这些事有什么用？能解决问题吗？”周阿婆说。她没有冲我嚷，“都是些陈年旧事了，谁晓得去管。”

“但是您拒绝搬离桃园村，还拒绝了他们给您家提供的新房，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继续深问下去。

父亲只是告诉我他当年做的那件事，并没有再透露更多的细节。

“为什么？为什么？”周阿婆提高声音，重复着我的话，表示她的不满。

“听说今年年底，他们要把桃园村改造成生态小区，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建起一栋栋的楼房。可能到时候，您也要被迫搬走。”我的目光随之望向外面，“电视塔那边的山脚下新建了一个桃源小区，住了很多桃园村的人。听说他们也安排了一间两居室的房间给您。”

我像是一名被派来说服周阿婆搬迁的人。

“我家不去住。”周阿婆打断我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多次来找过我，我都放话了，不给我家一个说法，不给老金一个安息的解释，我宁死不搬。”

她的语气很坚定。父亲生前一直为那事懊恼，弥留之际还再三嘱咐我要替他赎罪，追加补偿。直至归于尘土，他也觉得往事没有随风而逝，甚至会潜入下一代人的血液里。此刻，父亲仿佛就在一股风里，在偷偷地听着我跟周阿婆的谈话。

沉默了片刻，周阿婆似乎放低了警惕，说：“我家老金是被小人害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份，他被民警抓走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当时我怀着第二个孩子。他们没敢动我。”她停顿了会，像是陷入了回忆里，“一个星期后，法院判决书出来，判他是地主的儿子，是地主身份，有罪，要接受改造，还说他在排查的那段时间还故意隐瞒了身份，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我插入一句话：“判决书里面写的是事实吗？”

周阿婆冷笑了一声，裂开了起皱的嘴唇：“老金的爸曾是国民党人，也做过地主，但是后来经人劝说，他爸弃暗投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投到邬强的队伍里。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到粤北，他爸还立了功劳，带着一村人躲进山坳里。建国之后，他爸离开队伍，回到了老家，做了农民。他们说老金是地主身份，实际是在指他爸的地主身份。他爸回来之后，地主都被消灭了。户口登记时，老金也写了‘农民’，当然就是农民身份。谁料到，老金命不好，遭到小人的诬陷。”

我垂着头，目光落在脚下一坨干透的鸡屎上，有两只屎壳郎正在滚屎球。思忖了几秒钟，我抬起头问她：“知道那个小人……那个告密者是谁吗？”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都很保密，守口如瓶。”

“那金叔叔后来怎么样了？”

“判决书出来一个月后，他被押到英德火车站，送到青海省的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

说到这里，周阿婆忽然停住了，她望着院墙外面长满野草的山坡与房屋，嘴唇微张，像张开的蚌壳，仿佛在细细地倾听野草生长的声音，细微而清朗，它们一撮撮的正在破土而出，顶破院子的地面，露出芽尖。

我的目光从那撮娇嫩的芽尖上移开，一同投向院墙之外，暖阳高照，宛如给桃园村盖上一层如纸一样薄的金沙。

“他没有给你们写信吗？”

周阿婆沉默地摇摇头，目光从院墙外收回来：“抓走这么多年，我没有收到一封信，连一句口信都没有。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是从一个老乡那里听来的。那位老乡被打成‘右派’，也被押到那里改造，熬到了刑满释放的日子，活着回来了。”

周阿婆说那个被打成“右派”的老乡在前几年离世了。离世前，她还去看望过他。他的晚年过得幸福平静，没大病大灾，身边围着一群孝子贤孙，为他默默地悼念，也许这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他走得很安详。”周阿婆说，接着补充道：“可是老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个老乡跟您说了什么？”我问她。

我听过父亲说起过那个老乡，他以前在韶关经营着一家私营煤炭厂，规模很大。后来公私合营，工厂被取代，他遭到辞退，由一名不懂经营的人接管了他的工厂。他携家眷返回桃园村，但是最后“搞资本主义”的罪名依然成立。

周阿婆说：“第三年，老金死在了逃离的路上。”

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嘴唇在微微打颤，目光依旧坚挺。我没有再问什么，都陷入一场持久的沉默之中，像是一种悼念。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短促的声音。我回头瞧过去，屋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他胡子拉碴，看起来就像脸上长着一撮烧焦的杂草。他就是周阿婆的二儿子，大儿子早早夭折了。他一直躲在门后偷听。他穿着一件灰色毛衣，留着平头，背微驼，正扶着门框朝我看过来。他长有兔唇，露出了一颗焦黄的门牙。没等我打招呼，他就朝厨房走进去了。周阿婆唤了他几声，也没有搭理。

傍晚六点多，我回到了宾馆。房东和家人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