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赛仓:同治赐“护国弘法禅师”

在历辈赛仓活佛中，只有三世赛仓活佛规见过至带，也是唯一一你得到皇帝赐封的赛仓活佛，藏历木牛年(年)，52岁的三世赛仓·罗桑扎西饶杰首次来到北京，在雍和宫和白塔寺行礼、膜拜。年，他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将之前定制的各种佛像运回蒙古，准备将来带回安多藏区，这时，德尔隆寺僧众捎信给他，恳请他早日返回寺院。藏历水猴年(年)，59岁的三世赛仓·罗桑扎西饶杰第三次来到北京。此时，巧遇同治皇帝迎娶皇妃，蒙古各地王公贵族此时也都赶赴北京祝贺。在北京，三世赛仓活佛遇见了熟识的巴彦尔王等人，便和他们一道，经雍和宫的扎萨克大喇嘛引见，于7月22日觐见同治皇帝。同治帝给予三世赛仓活佛特别礼遇，安排他住在黄寺，并赐子“护国弘法禅师”的封号和玉印。据《德尔隆寺与历辈赛仓活佛》一书记载，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饶杰于藏历绕迥木狗年(年)生于青海同仁一土官家庭。5岁时，被认定为二世赛仓活佛的转世灵童，迎往德尔隆寺坐床。藏历水虎年(年)农历三月十七日，罗桑扎西饶杰从德尔隆寺启程前往西藏求学，这一年他29岁，沿途受到同仁地区各寺院僧俗群众的接迎和欢送。农历四月十五日，罗桑扎西饶杰途经四川，留住于唐科寺。同年八月初八日抵达拉萨。罗桑扎西饶杰到达拉萨时，正值十-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举行坐床大典。在众多的安多地区赴藏朝圣者中，三世赛仓活佛不仅是最先到达者，他还为达赖喇嘛进献了丰厚的供养，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下榻甘丹寺康萨尔殿中。时任西藏噶厦政府摄政王二世策墨林活佛姜贝慈臣还派代表送来了哈达、茶叶等礼物致以问候。随后，他又拜见了来拉萨主持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的七世班禅大师丹白尼玛。之后，他进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开始了在拉萨的学习修行

生活。藏历水兔年(年)正月，噶厦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祈愿大法会，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光临法会。摄政王二世策墨林活佛邀请三世赛仓活佛参加了当年的法会，并赐予他“诺门汗”的封号及文书。年，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饶杰结束了在西藏的求学返回安多，噶厦政府赐给他堪布用的服饰、伞盖、乐器等全套用具，摄政王二世策墨林活佛还向他赠送了氆氇、藏香等礼品，并派人一直将他送至那曲地界。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饶杰回到安多的第二年，应青海隆务寺的邀请，出任隆务寺密宗学院的堪布。罗桑扎西饶杰最大的功绩，是将德尔隆寺迁至今天的寺址。今天，人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出德尔隆寺后山宛如一只白海螺。传说，此处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女密宗师、藏传佛教能断派创始人玛吉拉珍“伏藏”之处，名为“格尔夏布滩”。年2月11日，在罗桑扎西饶杰的主持下，三百名僧侣按密宗教义在寺院新址举行了相地、乞地等仪式和吉祥长净的加持后，破土开建寺。年5月上旬，三世赛仓活佛为新建成的寺院主持了盛大的开光大典。但遗憾的是，这座意为“喜持法洲”的寺院，后人已无缘相见。民国初期，宁海军”一把火将这里烧了个精光。藏传佛教在清代发展很快，覆盖整个蒙藏地区。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又是清朝廷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敕封了大活佛，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由他们分别掌管西藏、蒙古地区事务，形成了清代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系统。与此同时，清廷还分封众多活佛、广建庙宇，以国家的力量推动藏传佛教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喇嘛僧人活跃于卫拉特蒙古、漠南蒙古、喀尔咚蒙古，乃至遥远的布里雅特蒙古。这一点，一些藏文文献或是高僧传记、佛教大事编年史中都有记载，三世赛仓活佛在他一生的弘法生涯中，曾数次到达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及布里雅特蒙古.

物为宁马茅。（日马家举分为三个涨乐;马占赞的朴子凉州镇守使马廷勒、马延货，称为西军;马海晏的儿于为宁镇守使所联、马两，称为宁海军;换达都统、宁夏护军使马福样及其子马鸿宾、马鸿逵，）

藏历铁猴年(年)，罗桑扎西饶杰应蒙古玉拉苏呼图克图的邀请，前往蒙古进行弘法宣传，最远抵达过俄罗斯边境。当时，俄罗斯只准商人入境而拒绝传教布道者进入。所以，西伯利亚各地的布里雅特蒙古王公和大小头目以及信教群众纷纷越过边境，进入喀尔喀蒙古的地域，聆听三世赛仓活佛讲经。这也是当时安多地区唯一一位远赴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地区传法的高僧大德。从47岁起到66岁，三世赛仓活佛基本上都在蒙古各部中传教说法。其间，于年回到德尔隆寺。年，他主持修建了德尔隆寺释迦牟尼佛殿，把从内地迎请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和其他九尊佛像供奉于毁内。年，蒙古阿拉善亲王多次派人迎请三世赛仓活佛。当年底，三世赛仓活佛从德尔隆寺启程前往阿拉善旗，途中他在炳灵寺停留，传法诵经。19天后，三世赛仓活佛到达了阿拉善，住进了专门为他修建的私邸中。藏历火牛年(年)，64岁的罗桑扎西饶杰预言自己将在两年之后圆寂。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藏历土兔年(年)，农历四月初二，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饶杰在阿拉善旗圆寂，享年66岁。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饶杰在维护清政府与蒙藏地区僧俗上层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积极有效地推进了清政府宗教政策在蒙藏地区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