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经云南朋友推荐我看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后，我又一次次聆听了由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创作的主题歌《离别歌》，每每想起自己经历过一次次离别，虽说没有大师那般的悲怆、苍凉、感天动地，却也是动了真心、真情，引起了我强烈的情感共鸣。近来，又观看有关李叔同的影视作品，颇有感慨。

李叔同的《离别歌》与其绝笔“悲欣交集”是一脉相承的悲苦，是一种同样的精神滋味。人生哪有不悲苦的，人生又何不是一场场的离别。许多人是看不透的，人们总是渴求“相聚”这样的热闹，殊不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之后的落寞，莫不慨叹“离别”的悲伤。李叔同写《离别歌》与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都是其内心对他的某一事件的感悟，他用精美浓缩的文字描写出深刻的意境，能够引起颇人生阅历的我们，尤其中年之后的，我们的情感共鸣，但其真正的情感、其内心的悲苦只有自己体会，我们再感同身受，也只是昙花一现的、瞬间即逝的体会而已，而已。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只是觉得他们的吵闹”，鲁迅如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对同一事物的感悟，有着不同的程度的理解，也有着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情感理解。所谓“感同身受”，只不过是一种“同理心”的代入。所谓的情感“共鸣”，亦不过是一刹那之间的“同频共振”。

李叔同的一生，何等传奇，又是何等的必然。他最后遁入空门，不消极，也不避世，极其虔诚地做着弘扬佛法的善事、大事。我想大概有三点原因：

一是社会环境因素。时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及至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动荡不安，令其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从事学术研究。他学业成绩极其优异，遇到一个人渣的同学，妒贤嫉能，总给他的发展添堵。南洋公学学潮事件，作为其恩师的中文教授蔡元培先生出走，其后，其又到河南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榜上无名。满腹才华，总得不到公权力的认可。所有这些事件的累加，让其倍感失落，看透世态炎凉。

二是家庭因素。他年幼时深受其笃信佛教的父母的影响，六岁接受启蒙，七岁学仁孝处世精选书，八岁开始习读四书五经、古文典籍，涉及广泛，还练书法等技艺。特殊的家庭环境，在他细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孤独的种子，后来因为支持康梁变法，又遭受失败，出逃上海。以及后来的南洋学堂事件，尊重其母亲的意愿，迎娶了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富商之女俞氏。因为出身富家子弟，一掷千金，流连于风月，后志于学，困于现实，留学东瀛。又娶其房东之女为妻。一人两妻，在当时流行新学，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

三是个人因素。“性格即命运”。一方面，他从事学术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学术的自信，使其光焰日盛，可以说李叔同当时的新风尚、新时代的代表，学术上他是极其自信的。另一方面，他的母亲，是其父亲李世珍，清同治四年进士的第四个小妾，嫁到津门巨富之家，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在封建时代，那个清末民初的年代，小妾的地位，一生凄苦，小妾子嗣的地位在豪门中是卑贱的，这一点，使其性格上有了强烈的自卑。尤其是其母亲死后还进不了祠堂。对于至孝的李叔同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让他看透了所谓亲情“薄如纸”般的寡淡。一个“气”字，引其悲愤不已。于是乎，他面对前来吊唁的余亲朋故旧，不顾世俗眼光，自弹钢琴，省掉了一切繁文缛节，引起轰动。这个敢爱敢恨的率真男子，用自己的叛逆之举，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因此，自信与自卑两种性格，增加了性格上的矛盾性。

正值盛年的读书人，空有一身抱负和才华，却因为社会鼎革而找不到出路，在国家危难的环境中遭受窒息，灵魂无处安放，这是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也是他最为受不了的。年，在其好友夏丏尊躲到西湖凉亭吃茶，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当和尚倒是挺好的”彻底击中了李叔同敏感、脆弱的内心。随后，他逐步淡出红尘，遁入空门。这个饱诗诗书，做啥成啥的，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世的天才、奇才，一洗铅华，笃志苦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更是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然而，李叔同身份再变，不变的始终是一颗向善的大爱、慈悲之心和拳拳爱国之心。与其在与日籍妻子分别时答曰“爱就是慈悲”，感人肺腑，震撼人心。在日寇侵袭期间，他也没有独善其身，而是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

前半生风花雪月，交友宴饮，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文化和艺术，是举世瞩目的天才；后半生尝尽人间悲欢，笃志苦修，成德高望重的高僧。法师圆寂前，曾挥笔写下的：“悲欣交集。”我不知道他是否悔恨，茫茫人海中，为了他而鲜活存在过的两任妻子、两个孩子。

斯人远去，舍弃，或许是一种大彻大悟。珍惜当下，亦不失为是万丈红尘中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