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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免费领取电子资源！序言《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师——也就是出家前的李叔同——圆寂时写下的四个字，字面意思是：此刻离开现世，心中既感到悲哀，又觉得愉悦。这话该怎么理解？听我讲完他的这本诗文集，你会有自己的体验。按说，文人相轻是常态。一个艺术家，这派人说好，那一派就不以为然。但李叔同不同，从民国到当代的文艺名家，提到他时，个个顶礼膜拜：对他艺术造诣，美学家朱光潜、书画家启功、作家叶圣陶，都佩服得不得了；张爱玲够骄傲了吧？她也说“至少在弘一法师的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我觉得：李叔同和弘一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代表两种割裂的、剧烈转折的身份，又有一种连贯的精神在内，简单地说，就是认真做事。他做世俗之人时，是旧上海的“第一等翩翩公子”，全情投入的艺术家；出家以后，就是最勇猛精进的僧人。我们对他的人生，尤其是他最终走入的境界，没法完全了解。但我们看到了：现实之中，真的有人清晰地走通了这条路。我想，世人对他的赞叹，正是来源于此。我下面为你讲他的诗文合集时，要说到他的人生和修行，也要说到现代艺术和佛学，但都不是最主要的。我最想和你共同感受的，是他彻底、坦荡的认真。尘俗里纵情恣意，艺术中早觉先锋李叔同在年，也就是清光绪六年生于天津。他父亲李世珍是和李鸿章同年的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很早就辞官经商，主营盐业和钱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家之一。他的家族在清末天津是最有名的富商之一，被称为“桐达李家”。李叔同是庶出，他的生母王氏，是李世珍快七十岁时从丫环收房的妾。于是，李叔同的童年，有了两种色彩。一方面，他养尊处优，接受的是精英教育。李家既富有，门风又严，他哥哥亲自给他开蒙，又给他请了天津最有名的书法家和学者做授业老师，教八股文、古诗文和书法。16岁，他进了新式学堂接受英文和理工科教育。李叔同从小才思敏捷，尤其字写得好。另一方面，李叔同5岁丧父，母亲在家里没有根基和地位，让他对人情冷暖有特殊的敏感。他和母亲感情至深，后来，甚至不说自己是天津人，而说自己的籍贯在母亲的娘家浙江平湖。他回忆，自己在七八岁时，就在家族生活和对父亲的祭祀仪式里，感觉到人世的无常和空幻。15岁那年，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江月，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悲凉、出世的诗句。19岁那年，李叔同带着母亲、新婚妻子俞氏离开了天津大家庭，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进入蔡元培主持的南洋公学读书。关于为什么离开天津，表面理由是：他支持维新派，变法失败后，他还刻了块“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南海康君就是康有为，离家是因为害怕被捕。我估计不是真实原因，那时的天津就有五国的租界，够他藏身的。关于这件事，我在李叔同儿子的文章里读到这么几句话：

“我父亲当时南下，是想脱离天津的大家庭。上海也有我家的钱铺，足够扎根立业”。

在上海，李叔同果然如鱼得水，成了闻名沪上的风流公子。他和上海几个最有名的花魁名妓来往密切。这不止是流连风尘，清末上海租界里的妓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奇观。她们擅长诗画音乐，衣着和言行都带领着时尚潮流。像李叔同这样年少多金的潇洒才子，当然深受她们青睐。李叔同在上海的文化艺术圈里也大出风头。他的诗赋被传抄一时，号称“二十文章惊海内”。和他唱和应答的，都是有名的文人贵公子。他和其中的四位结拜为“天涯五友”。那首被几代人传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他写给“五友”里的许幻园的。许幻园是上海新文学的领袖之一，后来受李叔同影响，皈依了佛教，他留下的遗言是：“儿子长大后学习艺术，要像李叔同一样认真。”李叔同在书法、美术、戏剧、音乐上，都有天才和成就。他既能粉墨登台唱京戏，也能演话剧，在他留下的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他反串《茶花女》的照片，据考证，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而且，李叔同还不只是艺术先锋，他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开山人物，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是由他发起的。他还引入了西方音乐，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后面我还要说到，他也是近代史上重要的艺术教育家。总而言之，这时的李叔同，像文艺复兴里的人物，生活在艺术和美之间，繁花似锦，绚烂至极。他的生命转折出现在年，也就是26岁这年。他的母亲在上海病逝。按旧礼仪，他扶灵回天津安葬，因为坚持棺材要从祖宅的正门进出，和家族的人争执不下，他在这里争的，是母亲的最终名分——这也是我在几部李叔同传记和相关文章里，唯一一次看到他争在什么。李叔同在葬礼上弹奏钢琴，为母亲演唱自己写的挽歌，成为当时天津报纸上的市井奇谈。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哀。从李叔同的文章里能看出来，他日后出家，和母亲去世的关系很大。年，由于经济动荡，这时候的天津“桐达李家”已经濒临破产了。很快，李叔同去了南方任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绘画，同事里有他的好友、文学家夏丏尊，教出来的学生包括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丰子恺等学生回忆说：之前，大家不太重视图画、音乐，而李叔同一来，就把全校人的注意力牵引过去了。他虽然教艺术，但国文比国文老师还好，历史比历史老师还好，英文比英文老师还好。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很严”，开学前就已经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名字，会在第一节课上公布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他讲课时全力以赴，虽然满面慈祥，但同学们都是既怕他，又崇拜他。李叔同也是最早在国内搞西洋音乐教育的，平常谁都没听过他练琴，但无论问多难的曲子，他都示范得非常准确。在这本《悲欣交集》里，收录了李叔同研究美术、音乐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教材。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个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我们一般人的苦恼，是按月还房贷、尽快脱单，只能顾眼下，更多的就来不及想了，是吧？那么，一个李叔同这样既敏感又应有尽有的人，心里烦恼的是什么呢？比起我们来，这样的人能更清楚地看到：温柔富贵乡背后，仍旧潜藏着虚无，仍旧有解决不了的生死困惑。远到出家前的佛陀，近到贾宝玉，都是如此。再加上李叔同是极为痴情、认真的人，他一旦下了决断，就会沿着那条精神的窄路一直走下去，直到觉悟。律宗苦修中达到了人生“灵魂生活”的境界我前面说了：他在外人看来风流倜傥，内心却是忧郁的、烦乱的，母亲去世后的哀伤，一直没有排解。一开始，他是利用假期到虎跑寺去暂住，在那里练字，为了治疗神经衰弱,他开始尝试一种日本的断食法：在三周里，从只吃粥和梅子干，到完全绝食几天，之后，再逐渐恢复到正常。他感到断食和静坐冥想，非但没让他气力衰竭，反而变得神清气爽。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僧人的清幽生活很羡慕。于是，此后就越来越勤，逐渐开始穿起出家人的衣服，打算住满一年后正式剃度。李叔同说，是好友夏丏尊激励他的决心，夏丏尊对他说：“既然你住在庙面，又穿着和尚衣裳，何不就此出家？”我看夏丏尊的回忆文章里说：他哪里是那个意思？他是为李叔同的家庭和艺术而惋惜，说得是气话——唉，这也是人情里的有趣之处。而丰子恺后来跟随李叔同皈依佛教，则认为老师的这个选择并不可惜，而是值得庆贺。总之，李叔同提前结束了这一年的课程和考试，在虎跑寺出了家，又在灵隐寺受了比丘戒，成为正式僧人。他把平生积蓄的艺术品、收藏和财物，全部分给了亲友和学生；把自己的金石篆刻，埋在了西湖边上的西泠印社里；把自己的油画，赠送给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社会新闻，坊间传说：李叔同在寺里闭关修行时，两位夫人到门前来跪地痛哭，求他回心转意，里面却一天一夜寂静无声。他的心意已决，从此，世上没有了李叔同，只有弘一和尚了。当他剃度后，再遇到浙江师范学校的校工，就自称“小僧”，称对方为“居士”。这位校工看到过去的李先生此时赤脚穿草鞋，自己做粗笨的重活，还不许他帮忙，急得直掉眼泪。从前的学生来看他，向他磕头，他也连忙跪倒，磕头还礼。这就是弘一，做和尚就做得认认真真，干干净净。敬佩他意志坚定的人很多；惋惜他的艺术事业的，也有不少。比较深入的分析者，认为这个事件，代表中国近代文化的悲剧性,分析他是因为感到艺术不能打破时代坚冰，才选择退居佛门的。我在比较之下，觉得从内心体验来看，还是丰子恺最了解他，丰子恺说：

“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

他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

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

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

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这一层，于是爬上三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

我们先来说，在弘一看来，什么是佛法？他说，佛法不等于厌世。佛法的主旨，是洞察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让人追求真实、追求智慧，切断生命里的愚昧和烦恼。弘一说，佛法也不是迷信，很多寺庙里，确实混进来了神鬼的世俗仪式。但佛法的本来面目是庄严整齐的，没有那些迷信内容。他说，佛教徒应该以所有人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抱热心救世的弘大愿望去修行。

弘一对戒律执行得极严，随身的东西很简陋，棉被和雨伞都是出家前的东西。

他说自己会用到“尽形寿”，也就是去世为止。

朋友寄来的东西，连几张纸的用途，他也要清清楚楚地报告。

即使病倒，他还是严守“过午不食”的戒律，寺里的方丈为了让他一天吃上两顿饭，把全寺的午饭提前到了上午十点。

有人探望他，他说：

“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要问我今天念佛了没有？这是南山律宗要遵守的戒条。”

他病到严重时，对方丈说：

“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病，从他死好。求师尊俟我临终时，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

方丈听了，泪如雨下。

弘一说法，不大讲艰涩的佛理。

他说，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相信善恶因果报应，相信佛和菩萨的灵感。

什么是因果？

因好比种子，种在田中；果是从种子里发芽，渐渐成熟的。

这虽然简单，可是真能彻底去信的人不多。一个人能坚定的去信仰，品行和道德才能逐渐高起来。

我们出家人的品行，就是要在俗家之上。

如果和俗家人相等，那就很难为情了，何况有的还不如呢？

我有个联想。

这种说法，在理性中也有近似的说法，比如康德认为：人可以把上帝理解为内心的假设。

假设上帝会对人的道德行为给予报偿，这可以让人产生希望和信念。

到底有没有善恶报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可以从中获得信心，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是符合实践理性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

文学家木心在一篇散文里写过“有位弘一法师的故交对他讲：他曾在弘一圆寂前，和他一起登山。”

在山顶，他发现弘一眼神里起了变化，就问：“似有所思？”弘一回答“有思。”

“何所思？”

“人间事，家中事。”

木心感叹说：如果弘一回答“无所思”，那就太可怕了，因为那是虚伪。

他有如此高超的修行，才会坦率地说出自己仍然对世间怀有未能割舍的深情。

年10月，弘一法师63岁这年，在泉州旧病复发，他拒绝医治，开始绝食。

他从容交待了后事，要求只穿旧短裤火化。

临终前写信给夏丏尊、刘质平，信中说：“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写下“悲欣交集”的遗墨后，侧卧于木板床榻上安然圆寂。

=写在最后=

对我而言：他的前半生，把个人情感的敏锐和丰富程度，都推到了极致；他的后半生，又从感知里排除掉了个体欲念，将内心融入十方世界，关怀世间众人。

甚至是万物：比如，当他看到草庵寺养的几箱蜜蜂中毒而死，也要端正地做法事超度。

老鼠在寺里咬坏了佛像，他就每天喂老鼠两次，发愿这些老鼠“早得人身，乃至速证菩提”。

那么，他临终所感到的悲欣，也许不再是自己的情绪，而是在世界上游荡的所有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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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于今日头条号：墨萱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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