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　赞

末世丁逢　无常逼逐

高竖法幢　人天眼目

教观双阐　净土抱朴

念佛往生　香光永沐

—《如心敬题》

天台宗第四十三代法嗣谛闲法师，生于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圆寂于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年）；世寿七十五岁，僧腊五十五年。师俗姓朱，浙江黄岩人，九岁入私塾，资赋优越、乐学不倦，惜不久即因父亲病殁辍学。十六岁，师遵母命至舅父中药店当学徒，渐通达医术。某日，一壮年病患求诊，彼平素身强体健，竟以微疾而卒；师由是感悟“药但能医病，不能医命”之理，慨然有出尘想。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师十八岁，随俗成家立业，于黄岩城北门开设中药店，兼理方脉。尔后两年内，妻死子亡、慈母见背，师益发警觉人命无常，乃遁入临海县白云山，依成道和尚剃度出家，时年二十。

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师廿四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师留寺勤修禅观，入冬连打十个禅七。禅七期间，师曾在某日午后趺坐，方闻止静板声刚过，顿觉“身心脱落、依正俱空，只一剎那间，即闻开静之声”，功夫从此日有进展。师出家后，冬参夏学，精勤不懈；廿六岁至廿八岁，先后亲炙平湖福臻寺敏曦老法师、上海龙华寺晓柔法师与大海法师，得列《法华》、《楞严》经筵。师于覆讲《法华经》时，曾被敏曦法师叹为佛门龙象。

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师廿八岁，于杭州六通寺开大座，宣讲《法华经》。一日，讲至〈舍利弗授记品〉时，师于座上寂然入定，前后约一小时之久。师出定后，“辩才无碍，答难析疑如瓶泻千里、云叠万重，卷舒自在、莫之能御”；师毕生说法利生，亦肇始于此。师以代佛宏扬正法为己任，深恐定少慧多于道有碍，乃于是年讲毕《法华经》后，回国清寺掩关、潜心修持。翌年，奉龙华寺方丈迹端融祖命，出关襄助任库房职，旋由融祖付法为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法子。三年后（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师卅二岁，离开龙华寺至金山江天寺参禅。师住江天寺两年，历任知客等职，平素“外理众事，行菩萨道；内修禅观，穷彻心源”，福慧双修、动静调柔，道行转转增胜、不能自已！

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师卅五岁，至宁波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并应金山同参道友要求，于关中讲《法华经》。隔年，复应龙华寺住持祈请，出关赴龙华讲《楞严经》。师悲心恳切，自行化他永不稍歇，自卅六岁至四十三岁，七年之中，讲经说法、注疏论著，席不暇暖、法化无疆。光绪廿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师四十三岁，第三度掩关—于温州头陀寺闭关三年，“教观并进，定慧双融；晓夜淬砺，唯勤唯精”。师出关后，法缘趋盛、行持弥笃，日常功课除诵持《普贤行愿品》、《金刚经》、《圆觉经》与《观无量寿经》外，必念佛万数千声；每逢朔望，则加诵《梵网经》菩萨大戒，并曾打生死佛七数次，参拜舍利百廿日、礼佛塔八万四千等。由于师具足异乎常人的扎实修持，故能发挥超乎寻常的力用；更由于师具备实际修证的经验，故能“惠予众生真实之利”。

师出关是年（光绪廿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因法兄授公嘱托，担任头陀寺住持（师曾于卅三岁那年，因迎养披剃师入山退隐，首度住持于慈西师子庵）。五十三岁该年（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师三度应请，住持于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住持）。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受鄞县知事沈公请托，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为中兴观宗之始。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师于观宗寺设研究社，造就僧材，以为振兴佛法之本（民国八年，扩充为观宗学舍；民国十七年，改并为宏法研究社）。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应北京政府之请，师振锡北上，开演《楞严》，“自名公巨卿、各国公使、蒙藏喇嘛，以及都人善信，莫不欢跃赴会，争先恐后，无虑数十万指”，盛况可见；而中外人物同席听讲佛法，尤为佛教东流两千年来，稀有难得之美事。自此，师之教化广被大江南北矣！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师七十二岁，应弟子倓虚法师之请，到东北哈尔滨极乐寺传戒，师为得戒本师和尚。传比丘戒时，师自下午四时升座，直至翌日上午十时圆满，经过十八个小时，始终端然不动，按坛说戒、精神奕奕。其他尊证师们，则以时间过久、体力不支，必须轮番下座休息。师定功之深厚，于焉可窥知一斑。民国廿年（公元一九三一年）春，师于上海宣讲《楞严经》四个月后，复应无锡居士之请，讲省庵法师《劝发菩提心文》，随后返回宁波，自知尘缘将尽、往生可期，待将观宗寺寺务付托弟子宝静法师后，师于民国廿一年七月二日（公元一九三二年，农历五月十八日）示寂，在大众念佛中，安详含笑、坐化而逝。师临命终前，索笔遗偈曰：“我今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师至死不忘现身说法、惕勉后学，诚一代祖师之德范也。

《教观纲宗》云：“佛祖之要，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综观师一生自利利他之行愿，实植基于“教观圆融、定慧等持”的真功夫。“谛老一生讲经，并不是专靠在语言文字上学，多仗自己夙慧和自己禅定的功夫。”曾入观宗研究社，追随谛闲法师修学三年的倓虚法师（公元一八七五至一九六三年），以此诲勉后人效学古德，不能仅止于名言文句的推敲，而要落实在心行修为，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唯有口诵心惟、知行合一，庶几可免乎“觉于口而迷于心”之讥，学人能不勉旃？

来源：北京佛研所《高僧行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