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世俗化是佛教迈向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主流之一的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东土。在传教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与本土固有的儒道二教产生磨擦。佛教想要在此立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被限制发展和锁定区域，二是随缘适应，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佛教在传入中国二千余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历经劫难却依然繁盛不衰，毫无疑问是选择了随缘适应的发展之路。

适应的范围必然是多方并举，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丧礼世俗化。佛教初传的汉朝特别重视孝道文化，受“事死如事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僧人圆寂后（去世）的葬礼首先步入世俗化。开始使用鼓吹礼乐，立碑、制作塔铭，并由朝廷敕僧人谥号、封授官职诸事亦大肆盛行。这种随缘适应的传统在唐代达到了巅峰，可以被看作是佛教入乡随俗的历史跨越。

本来佛教葬俗受古印度传统影响，“死者或焚尸去灰，以为浮屠；或委之中野，以施禽兽；或流之于河，以饲鱼鳖。”佛教传入中土以后，最初僧人圆寂后多数采用土葬、林葬及火葬等方式，水葬仅玄景一例。除土葬与本土葬俗一致，其它都是受古印度或西域葬俗影响。《法苑珠林》卷九十七记载：西域葬法有水漂、火葬、土埋、施林诸法。道宣法师也说：“西域求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新，水葬沉于深淀，土葬埋于岸旁，林葬弃之中野。法王、轮王同依火祀，世重常习，余者希行。东夏所传惟闻林土，水火两设世罕其踪。故瓦掩虞棺，废林薪之始也。” 　　

从以上记载可知，最初火葬并非适用于所有人，只有法王、转轮圣王才有资格举行焚化仪式。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就是采用火葬法（佛教称荼毗），当时佛的地位在人们看来是和转轮圣王相提并论。僧人丧葬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世俗化倾向也日益显著，因此道宣法师佛出“僧法仪式远存出离，送终厚葬事出流俗。”

“佛法付王臣”的理念让佛教挤身于上层社会，有些帝王或出于个人信仰，或倚重佛教影响力以巩固统治地位，对印度来华和本土僧人在生活起居方面优遇有加，其圆寂后更为之营办隆重葬礼，最高甚至享受“国葬”待遇。道宣法师认为智首是中土首位享受“国葬”规格的僧人，而觉岸著《释氏稽古略》则认为玄琬是首位享受“国葬”的僧人。

实际上敕葬僧人的习俗在南北朝时即已盛行，如高僧昙鸾（魏兴和四年圆寂）敕葬汾西泰陵文谷，营建砖塔并立碑。梁高僧智藏（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圆寂）敕葬独龙山，北周高僧道致圆寂，宇文太祖痛哀竟致废朝事，丧事所资均由朝廷拨付，并为立高坟，既今之统师墓。慧超、昙崇也均为敕葬。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兴盛，敕葬之风更是不断发展延伸。唐代有功之臣去世以后，朝廷为示嘉奖会追授其官职、爵位，这一丧葬制度也直接影响了佛教。据《大宋僧史略·赐谥号》记载：“后魏高僧法果，生署之以官，死幸之而临，乃追赠胡灵公。”法果成为此土圆寂僧人敕赠官职、爵位之肇始。

唐代敕赠僧人官职最高的是万回和不空法师，万回追赠司徒（正一品）、虢国公（从一品），不空追赠司徒（正一品）。另外还有僧人获追赠鸿胪寺卿，据《旧唐书·职官三》记载：“鸿胪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供其职务。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鸿胪寺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宗教事部门，是调配宗教教职人员的专门机构。

唐代敕赠官职的僧人还有菩提流支三藏、法藏、善无畏三人，均敕鸿胪卿（从三品），金刚智敕开封同三司（从一品）。

赞宁法师认为：“僧循万行故有迹焉，善行则谥以嘉名，恶行则人皆不齿，是以六群比丘终非杜多之号，六和胜士方旌所易之名。自汉魏晋宋，生署之以官，死幸之而临，乃追赠万回胡灵公，此僧谥之始也，原此出于太常寺矣。后周隋世唐初皆不行。”

宋以后，僧人追赠官职一事废止，取而代之的是赐谥号，获得者以两京（长安、洛阳）僧人据多，这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所在。

敕赠僧人谥号成为对僧人修为造诣和德行的“旌表”，倍受佛教界追捧，门徒或信众想方设法为本门圆寂主持或高争取得到敕赠，从而让它染上了世俗化的讥嫌。说白了就是个人修为这些东西，不一定人人都能看明白，就算在世是修为平平，一旦死后被敕赠谥号，就可以位列得道高僧之林。在佛教各派竞相崛起的情况下，能够获赠谥号无论是对门派还是门徒弟子，都是无上荣耀的事，被看作是本门派兴起的最大助缘。

通常谥号获得的方法有二种，一是僧人圆寂时朝廷赐谥号，二是追谥（为前朝圆寂高僧追赐谥号）。具体操作流程有地方官吏上奏，弟子联名请谥，死后追谥等等。唐开元以后敕僧人谥号达到了一个高潮，获赠谥号僧有62人，为唐代以前高僧追赠谥号者有慧远（辩觉）、菩提达摩（圆觉大师）、慧可（大祖禅师）、僧璨（鉴智禅师），这是历史上僧人获赠谥号最多的时期。另外，朝廷对有功之臣去世会赐以赙赗（赏赐死者布帛、车马等财物），这种优遇制度同样也惠济于僧人，从而将世俗等级制度轻而易举地加于僧人之身，使部分僧人身份得以贵族化，并尽心尽力辅佐朝廷治理，使得佛教进一步朝向世俗化发展。

唐代有多位帝王笃信佛教，有高僧圆寂时不但赐以赙赗，有时还会亲自前往祭拜或遣中使前往吊祭，派官员护丧、送葬。门徒、信众甚至还为僧人服丧、执绋送丧，素服哭泣。而鼓吹礼乐等派场也是越来越隆重，送葬的仪仗有时会摆满几条街道，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僧人丧礼的范围。武则天在颁布《禁葬舍利骨制》中斥其为“不达妙理，轻徇常情”的表现，诏令禁断。

而由此催生的立碑、安置塔铭及墓志，归葬祖茔或乡里，营造专属塔林等形式还是被保留并一直延续着。与世俗人请文人撰写墓文一样，僧人的碑、塔铭、墓志撰写者也以其地位越高越彰显身分特殊，因此延请帝王官员或著名文人为僧人撰写碑铭者比比皆是。

僧人丧葬进而也影响到了世俗葬礼，出现了在墓前立经幢、墓室内随葬陀罗尼经咒等现象，开创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新格局，这对于佛教立足本土，避免与传统文化相冲突起到了缓和作用。但是，僧人丧葬过度随顺世俗化，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在王权至上的背景下，个人修为、德行好与坏、高或深与实际修行完全脱节，只要君王一个谥号就贴上了“高僧”标签，没有人敢去质疑或诽议。所以有些僧人在生前就开始营构谋取身后事，或嘱其门徒事后想方设法去争取封谥事，堂堂精修出世间法的高僧，却要靠世间君王的认可来为自己标名，岂不悲哉！

当然，也有佛门高僧真正淡泊名利，对皇上的封谥并不感兴趣。著名的唐不空三藏法师（－）就是典型的例证，不空法师染疾卧床期间，代宗敕使劳问，赐医药，敕开封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不空法师对此封赐并没有窃以为喜，自谓：“圣众俨如手相慰，白月圆满，吾当逝矣。奈何临终更窃名位？”宋代宝相法师同样反对葬仪世俗化带来的繁缛礼数，为弟子留下遗嘱：“当烧散吾尸，不劳铭塔，用尘庸俗。”

生死大事历来为人们所倚重，任何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作为“泊来品”的佛教，要想在中国传承与发展，就一定要从最根本的问题着手融入，首当其冲的必然就是丧葬改革。然而这种随顺世俗的改革如果失去了底线，其危害性也是不可佑量的。谥号一说早已成为历史，世人对僧人的修为深浅，生前无法测量，于是就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死后事上，如果不能烧出几颗“舍利子”或是现点瑞象什么的，高僧的形象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因此又衍生出新的世俗化方式，如摆造型，不管迁化时如何都要摆成“吉祥卧”，坐缸，用石灰、盐进行处理，人为制造“肉身菩萨”……。

很多人整天嘴上都在喊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却偏偏还要在死相上去寻找活相，法或是非法，没个思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