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唐太宗魂游地府回到阳间，让太史丞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谁知傅奕却“上疏止浮屠”，他说“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

尊佛的宰相萧瑀反驳傅奕说：“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唐太宗拿不定主意，又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营福。

两位大臣回答说：“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象。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伏乞陛下圣鉴明裁”。

上面这几句话中，两位大臣提到了四个人物：周武帝、大慧禅师、禅宗初祖达摩、禅宗五祖弘忍。两位大臣用这四个人物反驳傅奕的观点，建议唐太宗尊佛，可谓很有说服力，故唐太宗立即接受了他俩的观点，“卿之言合理。……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

纵观中国禅宗史，“大慧禅师”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普寂禅师（—）、一行禅师（—）、怀让禅师（—）、宗杲禅师（—）。从他们的生卒年代来看，这四位“大慧禅师”时代都比唐太宗（—）晚，他们都是在唐太宗去世以后才出生，两位大臣用后世的人物对唐太宗讲道理，显得不合逻辑。

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因为《西游记》中的许多内容，都有这种时间上的穿越现象。比如，《西游记》中的许多官职都是明代所始置。作品还让唐代的孙悟空说出宋代宰相寇准的诗句，等等。

再者，《西游记》中唐太宗既然能找后世的吴道子给观音菩萨画像，两位大臣当然也可以用后世的“大慧禅师”作例子来说服唐太宗尊佛。

四位“大慧禅师”，都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都受到了皇帝、大臣及信众的尊重和供养，都被皇帝赐予“大慧禅师”称号，都在禅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由于《西游记》中所给出的线索太少，无法推测出哪一位才是《西游记》中的“大慧禅师”，因此需要对四位禅师进行探究，才能够辨识。

“大慧禅师”———普寂（—）

《宋高僧传》关于普寂的记载：

普寂是神秀的四大著名弟子之一，神秀去世后，他代神秀统领徒众，“其弟子僧普寂，夙参梵侣，早簉法筵，得彼髻珠，获兹心宝。但释迦流通之分，终寄于阿难；禅师开示之门，爰资于普寂。宜令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俾夫聋俗咸悟法音”。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诏令普寂住入洛阳敬爱寺，开元十五年，唐玄宗西上长安，命普寂“留都兴唐寺安置”。普寂去世后，普寂的在家弟子河南尹裴宽奏表上闻，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说普寂有门徒万人，影响极大。

普寂受到了上到皇帝，下到百姓的爱戴和供养。普寂在世时，受到皇帝的重视和重用，去世后，唐玄宗赐谥“大慧禅师”。

“大慧禅师”———怀让（—）

怀让，金州安康（今属陕西）人。十岁时即雅好佛书，二十岁于荆州玉泉寺出家。先赴嵩山处学禅，又到韶州参慧能，得启发印证，为慧能门下嗣法大弟子之一。

唐玄宗先天二年住南岳般若寺，大开禅门，世称“南岳怀让”。卒后谥大慧禅师。怀让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著名弟子，开启了禅法普传的先河，为促进佛教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

“大慧禅师”———宗杲（—）

宗杲是禅宗六祖慧能第十六代传人，临济宗杨岐派第五代传人，圆悟克勤禅师的得意弟子。圆悟克勤曰：“宗杲真得我法髓，苟彼不出者，临济宗无支。”

祖琇《僧宝正续传》评价宗杲在丛林中的地位，“风流天下，名动九重，号称中兴临济……迨其去世，天下学禅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宗杲俗家弟子中有丞相、枢密使、侍郎、团练等大量政要。宗杲灭度后，南宋禅林名山巨刹几乎都是宗杲弟子住持。

“大慧禅师”———一行（—），巨鹿人，俗名张遂。

幼即博览经史，精于天文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二十一岁从荆州景禅师出家，不久从嵩山普寂禅师学北宗禅。后从善无金刚智学密法，得阿阇黎位。参与善无畏译场，助译《大日经》，并依善无畏讲述撰《大日经疏》二十卷。又汇编三藏要文为《摄调伏藏》。

唐玄宗极为器重，常与商讨国事，敕令造历法，著《大衍历》《开元大衍历》《七政长历》凡七十余卷，又有《易论》十二卷，《心机》算数一卷。曾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一百五十余颗恒星的位置为国际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卒后谥号“大慧禅师”，日本真言宗尊为真言五祖之一。

唐玄宗对一行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三教合一之人。唐玄宗《大慧禅师一行碑铭并序》曰：“禅师幼而希言，言必有中。长无暇日，日诵万文。深道极阴阳之奥，属辞尽春秋之美。射策甲科，翔飞高蹈。依嵩岳僧寂，深究禅门。就当阳僧真，纂成律藏。予闻玄德，远请来仪。……禅师以朕钦若灵天，故撰开元之历；以朕敦崇圣道，故述大衍之赞。又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秘印，登前佛坛，受法王宝。又于无畏三藏译《卢遮那佛经》，开后佛国，满大慈愿。

唐太宗让太史丞傅奕“修建佛事”，但傅奕却“上疏止浮屠”，理由有三：一是佛教不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五帝三王时没有佛教，政权也能长久；三是对治理国家无用。

唐太宗又征询宰相萧瑀的意见，萧瑀则赞成尊佛：“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萧瑀尊佛的理由有二，一是佛法自古就有，二是它能扬善去恶，对治理国家有用。傅奕和萧瑀意见相左，唐太宗又问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

两张又用“大慧禅师有赞幽远”作例子，说“大慧禅师”是位僧人，却是一位三教合一之人，“事亲事君”，对父母孝中有孝，对皇上忠外有忠，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皇上治理国家，理应儒释道三教并重，缺一不可。两张用“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及“大慧禅师有赞幽远”两个典型论据，劝唐太宗尊佛，非常具有说服力，所以唐太宗一听，立即决定尊佛。

中国禅宗史上的四位“大慧禅师”中，只有一行为国家贡献最大，最为皇帝亲近和喜欢，皇帝亲诏入京，亲自咨询国政，亲自为之祈福，亲自诏令安葬地点，亲自安排安葬仪式，亲自为他撰写碑铭，并命画家画像供养，最后还作诗加以缅怀。在这四位“大慧禅师”中，只有一行禅师在劝说皇帝尊佛方面最具说服力，故《西游记》中的“大慧禅师”，是指唐代高僧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