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化民——黄柏七星义学与开启民智

杨华耕

年3月2日，时值仲春，正是惠风和畅群峰青碧之季。黄柏乡明月村七星山顶的七星观清寥已久，这日却忽地热闹起来。天刚蒙蒙亮，就已有数十位着长衫礼服的官员、士人、绅耆，两百余名身穿新衣龄约6、7岁至十来岁之间的男女儿童，在鸟鸣声中陆续上山。春晖渐起时，众人已齐聚七星观大殿，随着一位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士缓步出列，肃然一揖后，谈笑声戛然而止。

那位文士就是名重一时的川东名儒熊国璋先生。原来，这天是“黄柏溪七星观熊氏族学”正式成立的大日子。此时已是民国19年，虽然在经过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尤其是五四运动所推广的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思想洗礼后世风大变，奈何中国人的崇文尚教观念早已深入血液骨髓，尤其是在广阔的乡村之地，尊礼敬师仍被视为当然之事——直至上世纪40年代，在一些信息闭塞的偏远山区，普通塾师在蒙童磕头拜师后，还会长揖回礼并端言祝曰:“入学中举，光耀门庭。”——何况今天立校开课，起码的入泮礼还是要举行的。于是国璋先生就带领童子们整理好衣冠，向大成至圣先师像恭行鞠躬礼；复受众生鞠躬再拱手答礼。至于学生们按传统尊师习俗敬奉的肉干等“束修六礼”自是一概不受；等学生们相互一躬以示友爱互助后即告礼成。《礼记》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或先正衣冠、再做学问之说其实非迂腐，而是出于对明事理、做学问本该具有的诚敬之心。

——在《万县熊氏族谱》及众多有关熊国璋、七星小学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何时建校，都只有一句笼统的“年春”，想是因年代久远，具体日子已无人知晓。为还原历史，笔者推论该日应为3月2日。理由如下:年3月2日正是农历二月初三，为庚午年、戊寅月、辛亥日。《黄历》云此日宜祭祀、入学、会友、出行。旧式文人对黄历、风水理论极为信奉，于修造动土，嫁娶祈福等事无不翻看查询。在建校开学这类大事上看下日子似在情理之中；尤为重要的是，二月初三正是文昌帝君诞日，不论官方、民间俱会在此日正式举行祭拜祀典。而文昌是主管科考、文运之神，天下读书人莫不拜之。熊国璋先生焉不知此?建校兴学正是为了、也正属于昌教化、延文脉之举，族学又恰好于此时筹建完毕。本校诞辰与文昌同日，选择此日开学实为天作地合的上上之选。且春季开学一般都在2月下旬，为讨吉兆延长几日亦属正常。简言之，浸淫此道已久的国璋先生决不会放弃这个现存的黄道吉日。综上所述，笔者大胆断言，熊氏族学正式开办于年3月2日。

——熊国璋先生既是学者又是官员，与万县官府及城内、各镇乡士绅多有交往酬和。在他创立族学之时，城中及各处官员、名流、乡绅前去恭贺、观礼应为人之常情；先生虽为旧文人，却已接受新思想。且又生性谦逊，传统入学礼中九叩孔子神位、三叩本师旧俗自会全免，鞠躬以代。其它繁缛礼仪也是能免则免，心到神知；况先生毕生清廉自守，在长达十二年校长任期内，连应有之酬都一文不取，定不会受束修之礼。

据曾就读过七星校的老校友们撰文回忆，办学之议并非国璋先生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年熊国璋接受万县图志局之邀，离京回万任民国版《万县志》总纂，复兼本族第四次续谱总编纂时，就向熊晓岩、熊敭兹等人提出了筹建族学的想法。熊国璋、熊晓岩为入川熊氏第17代，熊敭兹为第18代，三人不但份为宗亲叔侄，又同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年）癸卯科中举，谊属同年。三熊都在清帝逊位后出任了国民政府官员。熊晓岩早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官至四川省议会副议长、代议长。熊敭滋官至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省财政厅长。其时熊晓岩为小祠堂（即为三富、先语、先发、三级4个支房公有的土楼祠堂）族长，熊敭滋任大祠堂（即为全族24支公有的熊氏宗祠）族长。熊晓岩、熊敭兹二人与熊国璋一样，此时虽服务于新政权，但从小所受的俱是忠孝仁义教育，心中既有荣宗旺族之执念，复具封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听闻熊国璋欲承头建族学，当即表示支持。并确定由大祠堂支出至少石公田收租，再加上小祠堂的部分公田收租用于族学开支，同时号召族人捐资助学，为义学奠定物质基础。尚在年底，课桌、板凳等教学设备均已制齐，聘师及招生工作业已完成。

义学又称“义塾”，目的是招收贫寒子弟免费上学“以补官学之所不及。”，资金来源为地方官款或私人捐赠。义学早在汉代就已存在，但数量极微。真正发展并盛行全国各地，以族学方式出现，渐为各地大家族所接受、效仿，几乎成为全国各姓宗祠必设的义学，则肇始于北宋名相范仲淹。

不错，就是那位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范文正公范仲淹。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尚在世时就被时人视为圣贤的一代完人。不但博通儒家“修齐治平”要义，更是尽毕生之力践行安邦治国、救世济民的伟大抱负。他深信广施教化才是安国治民的根本手段，在庆历三年（年）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就利用主政之便，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在全国各地大建学堂，强力推进育才兴学之政，真实体现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之崇高情怀。在皇祐元年（年）出任杭州知府时，61岁的范仲淹捐出平生积蓄，于原籍苏州吴县购置良田0余亩设立范氏义庄。收入为全族公产，用于赡养、接济贫困族人、资助他们的婚丧嫁娶:“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维持宗祠的正常祭祀活动。及开办义学“立塾以教”，让族中子弟不论贫富都有“教养咸备”的机会。至此，义学现象方被类似于宗祠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保留。《宋史·范仲淹传》：“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清冯桂芬《复宗法议》：“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列于旌典。”为教化民众、稳定社会、引领风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恵泽天下，功垂千秋。难怪朱熹誉其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梁启超更认为，华夏五千年来真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最高境界者唯范仲淹与曾国藩两人。

开办义学，在表象上无疑是一家一族一姓之事，至善者无非是为同族清贫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其时庆历新政已失败，范仲淹已自请降职为地方官多年，位仅区区一州知府。济世雄才无地可施，不比任参知政事时可将治国理念在全国推广。加之已垂垂老矣，重回朝堂执掌大权业已无望。那好，既不能兼济天下，那我就振兴一族罢。文正公出身贫寒，能及第出仕全凭苦读所致。求学时因太过穷困，时常连小米粥果腹亦不能:“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深知贫家子求学的不易。推己及人，设义学多少有不忍良才美质因无力读书而埋没荒野之意。但若深究其根源、宗旨，恐怕还是以教化民、以达善教善政的思想在推动。一如其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所言：“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

义学的性质全在一“义”字上。这义在浅层次上体现为免费教育的“义举、义务”之义，可根子上还仍是在追求教泽广被之“大义”。其时读书人从小接受的俱为孔孟之道，满脑子装的都是“修齐治平”，欲致力于世的观念已深入血液骨髓，在条件许可时，化民之举几乎是下意识的行为。熊国璋、熊晓岩、熊敭兹等人皆出身地主家庭，从未体检过如范仲淹般艰辛求学的困顿窘境。仍慷慨若斯，除了光耀本族的考虑外，骨子里自应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熊氏族学从一开始就接纳外姓子弟，让教化雨露泽被更广，则更接近、符合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理念。

当然这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正处于－年之间，即民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所谓“黄金十年”阶段。早在年时，国民政府大学院就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可其决议并未实施。年时全国大、中、小学生的比例仅为1：、1：、1：60，而此时四川的情况更为特殊，正值各路军阀群起争霸的防区时代，义务教育更属空谈。熊国璋等中举不久，清廷就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停科举而办新学之奏请，延续了多年的科举制即告废除。熊国璋本人就进了京师法律学堂深造，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西安法政学堂等校。熊晓岩更是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曾任川大教授、法学院院长。既受过传统教育，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兼有执教经历，熊国璋等人对教育的重要性自会比普通人有着更深刻的认知。身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之际，办义学为家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想法应占主导地位。

在熊氏族人和老校友们的回忆文章中，言及国璋先生创办义学时，差不多都是一句“因不惯官场黑暗，见家乡人才奇缺，毅然辞官办学。”，此外并无更多说明。国璋先生书生风骨，秉性清高，不耐官场中勾心斗角和往来酬酢之心是有的。但其时他所任职的国史馆、法律馆俱属于清贵机构，比之传统官场而言要相对简单一些，是以这不是他弃官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此决心呢?不揣冒昧，笔者认为是基于家国情怀下，因忧时而至的儒者使命感:他既出任过黑龙江拜泉县知事（县长）一类地方官，又曾任教各大学，眼界自高，对时局有着比常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形势不明如此，与其在京任这有我一个不多、没我一个不少的闲职，不若趁精力尚可，以此有为之身办点有为之事，为培育家乡子弟尽一份力罢。

国璋先生数任大学教授，熟稔先进教育方式，对学校各方面的管理自非寻常塾师可比。加之治学严谨，精选教师等客观因素，熊氏族学当年即取得了全县小学会考第一之骄人战绩。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连战皆捷，一跃而成万县教育界明星。美名远播下，引得周边各乡、县乃至陕、鄂之地学子纷纷负笈前来，竟至校舍告急。据曾就读族学，后来又一直在该校执教的熊振铎老师回忆，他上的11班，当时每班约有学生30余名。因学生太多，连七星观内无墙挡风的亭阁里都住满了学生。学生慕名而来，断无不收之理。国璋先生既喜文运之盛，又忧校小难容，当即多方奔忙，招教师、选新址，先后于大周溪城皇庙、小周溪小垭囗、巴阳乡下高坪、熊家沟鏊公祠、沙田村生田榜、太龙乡太阳溪、双石乡老君洞再办分校七所以纳新生，分散本校压力。各分校只招初小(1——4年级)生，待考上高小后再入七星观本校深造。

校虽扩展，教学质量却一丝未减，以至凡从黄柏七星观族学毕业者可免考直读万县高级中学!学生多了，所需资金随之大增，但族学仍然坚守义学宗旨，熊氏子女费用全免，异姓学生仅缴书籍费。虽然国璋先生一直拒领薪酬，可其他教师的薪水不得不发。其时教师工资颇高:据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为——元，副教授——元，讲师——元，助教——元。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元、元、30元。族学本、分共8校，只此一项支出就很可观，可想见当时国璋先生等筹款之难。

为表彰熊氏族学昌明教化之殊功，万县政府于年特奖银元2块以为津贴。此举也与时情有关: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拟于在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步由受1、2年制义务教育增加到4年。从年到年，全国儿童就学率已从17.1%上升到43.4%；而四川各派军阀也于年春宣告割据时代终止，“独立王国”的军政权正式归隶南京政府。地方有精力重视教育，自与结束混战的大环境不无关系。这笔钱可谓巨款:当时普通警察月薪仅银洋两块，堂堂县长的月俸也不过银洋20元而已。为报县府厚意和符合时代气息，族学随即更名为七星小学。

其实更名另有深意。由七星观而七星，前者不过是指明学校所处位置，少一“观”字后却成了寓意教化长盛的人文意象。七星山脉天然七脊珠串而列，若七星辉映。山因此命名，主峰建观亦名七星。毫无疑义，山、观之名俱缘于在道家及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七星崇拜。虽然普通信众并分不清斗魁（魁星）是北斗七星中前四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组合或专指天枢,文昌星则是对应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六艺，位于北斗魁星之前共有6星的星座，文曲星仅指北斗第四星天权星这些复杂的关系，常将魁星、文昌星、文曲星及文昌帝君混为一谈。但对它们同为文运之神的信仰却极其诚挚，是所有读书人、欲求科名者最尊奉的神祇。传统族学多建于本族祠堂内，七星观位于七星山顶，学生上课必须登山，远无地处场镇的祠堂方便。国璋先生设校于此，除了观内可多纳学生的考虑外，应有寄寓七星高照、魁星踢斗、独占鳌头之意。七星观建于明月村，素有“七星对明月”之美誉。国璋先生在巴阳峡两岸不多不少建了分校7所，呈“七星拱月”之势环侍本校，就明显出于有意营造“七星伴明月”氛围，以祈吉祥之心理。

受辛亥革命、多年的军阀混战及五四思潮等影响，香火盛极一时的七星观此时虽已衰败，但观中仍住有老僧一名。据当地老农冉宏兵介绍，小时候他就听长辈讲，在国璋先生办校时观中已无道士，唯有一老僧“守摊子”。忘其法号，乡民皆因其俗家姓氏称之“熊老和尚”，学生入住后熊老和尚还活了近两年方才圆寂。既然观中有主，以国璋先生之君子风范，断不至不告而入，更不会强占道场，必会与熊老和尚交涉有关事宜，付予其一定费用亦未可知。想必是因国璋先生清誉素著，广扬教化原属行善积德，入观办学之事得以顺利进行。为防学生调皮损坏，观中所有神彿塑像俱围以青布缦。于是乎从年3月2日起，古老的七星观就承载起了“传道、援业、解惑”的新使命，朗朗读书声中间或可闻几声老和尚的飘渺梵唱——七星观建于何年已不可考，但必定远在清嘉庆之前:观内山崖石壁上有刻于嘉庆年间，地方上改造七星观为塞堡以抗白莲教之患的记事残碑。

道观中住僧人?别奇怪，我国民间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兼容并收，祭祀对象也非成系统的某教之神。七星观建观之初就设有佛教的观音殿、拜祭关公的武圣殿，诸信并立特征浓郁——七星观主体建筑为“四殿、五园、一玉皇楼”，除此二殿外，三清殿为道观必有。参考黄柏另一宗教场所金山寺设有迎合民间趣味、意在劝善惩恶的阎王殿，余下一殿很可能也是同样为了迎合民俗、具有阎王殿类似功能的灵宫殿，或符合地方实情，保佑行船平安、祈祷风调雨顺的龙王殿——佛教传入后即迅速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融和，产生了“佛教的中国，中国佛教化”现象。客观上，各教互补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因为老百姓才不管那么多，儒家之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佛门之众生平等、积善立德，道教之贵生恶死、济世利物，他都认为好，于是都信。这也是导致三教逐渐合流的根本原因。常有至圣先师、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同殿受祭之奇观，太白岩上就建有儒彿道同尊的三教祠。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七星小学建于此，真正体现出了三教因德而融之趣旨。

“善教化民,以明礼义。”只是儒家重视教化的初级阶段。即先让人民脱愚、明理，再知礼、识义，用大白话说就是要使人具备是非观，知道何为德、何是耻。而这一切“善教”都是为了“善政”服务，从而达到善政之目的。《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教育好人民才是保证政权稳定、天下太平的根本。《孟子·尽心上》亦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孔孟均认为百姓皆赤子，关键在于如何教导。是以不论其人出身于何阶级，不分贫富、贵贱、智愚、善恶，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人人可教，人人可学，这即是“有教无类”之精义。就算是不忠不孝、奸恶无耻之辈也要让他受教育，不然就是政府的失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作恶不应受到处罚，因他根本不明何是善何为恶，受了罚也起不了警世作用。只有屡教不改怙恶不悛之徒方可严惩，以儆效尤。《荀子·富国》即言：“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要达到善教并非只凭读书，读书只是教化方式之一。一切良好的行为规范都是教化。淳厚风气、高尚节操可以通过孝顺、友爱类伦理教育，乃至勤劳、俭朴等生活习惯养成。深悟善教要旨的国璋先生定熊氏族训“孝、友、勤、俭”四字为校训，亲书后高悬于校门内大屏风上。字大若斗，进校即见。微言大义，浅显明白。以望学生时时默诵谨记，潜移默化，格守遵行——于此训熊国璋可谓以身作则。他一生所居仅数间土坯草房，年族人不忍其房太过残破，众议重建亦被先生婉拒。

七星观唯余玉皇楼残体，四殿、五园及神、佛、关公塑像早于土改及破四旧时砸烂、销毁，现只能从当地老农的一些零星叙述中略窥义学昔日规模及其办学方针:山门为校门，“大殿(估计是三清殿)”为大礼堂，道士、僧人所居静室、禅房为办公室及师生寝室。校内设有升旗台、游艺室，校门外辟有大、小两处操场。无疑，七星校已引进了举行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各项文艺、娱乐及体育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增强学生体质等在当时堪称先进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以培养社会栋梁为目标。

经世致用、为国效力正是儒家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儒家所推崇、举行的一切“以教化民”举措都是为了践行造福天下、普济万民之宗旨，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终极愿景。范文正公所提出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生观即是对此理想的具化表达:得志时我就匡扶天下，以拯救苍生为己任；若失意，我也要疗疾治病救死扶伤，悬壶济世。总之是利世济人，方不负平生所学。此观念已将落魄时亦坚守德操的“穷则独善其身”境界大为提升。熊国璋先生弃官办义学，又将“愿为良医”思想再次升华:疗患瘉疾固善，何如开蒙启智为国储才?治愚疗贫，更属大善良医。抗战时期国璋先生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四处奔走，慷慨激昂呼号救国，就是树立学生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的至化大教。

时钦义学壮举，长仰先贤风范。从年春至年春，七星义学20年间薪火相传，为国育才数以千计，几近完美诠释了化民大义。为善一方，正风代传。流风遗泽,至今犹沐。“滚滚大江流向衙前信步出门一快意，渠渠夏屋建从劫后应存广厦万间心。”抗战时重庆、万县屡被日机轰炸，万县政府办公楼也被炸损。或许，在贺办公楼修复庆典时，国璋先生信笔写下的这副楹联，即是表达先生忧民情怀和平生抱负，七星义学所承使命、欲达理想的真实感慨写照。

编辑熊道友图汪昌隆林度王蕾熊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