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大师与江苏淮安的渊源

年8月3日

东晋高僧法显是有史料记载，最早从中国出发，经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取经，并从印度经海丝之路返回中国的一代高僧。法显是完美诠释“一带一路”伟大精神的第一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年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发表的署名文章《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中提到“中国和斯里兰卡有高僧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印度国家总统帕蒂尔年访华与习主席会面时也特别提到“法显的《佛国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文化瑰宝是两大文明交流的结果，是两国的共同遗产”。

在我此前文章《中印文化交流的丰碑——西游记》中，曾提出，法显返回中国后，途径江苏淮安，并种下自天竺拘尸那迦佛祖涅槃之地带回的娑罗树种，此树对后来吴承恩写下巨著《西游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西游记》的最初缘起。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对江苏淮安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江苏淮安是最早见证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友谊传播的城市之一，将淮安一带一路的历史推进到公元年。

进一步加强《西游记》诞生于江苏淮安，作者为吴承恩的论证。

提高淮安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提高淮安在世界佛教界中的地位。

（印度拘尸那迦佛祖涅槃寺处娑罗树）

下面进行具体的论证：

一．法显归国为何前往南京，而不去长安？

法显自天竺归国后的经历和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和其仲弟刘道怜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南朝刘宋决定了法显归国后的命运（刘宋支持法显，李唐支持玄奘，武周支持义净，中印历史交流中三位最著名高僧的事迹能够流传千古，背后都与当时顶层掌权者有着直接的关联）。

东晋义熙八年七月十四日（公元年）,法显回到祖国在山东青岛崂山登陆。据法显所著《佛国记》中记载，法显登陆后遇见两个猎户，问到了什么地方，猎户说“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刘家。”这里说的刘家，便是指当时东晋末年权倾朝野的刘裕。

应该说，法显这时候回到中国时机和地点都非常的恰到好处。公元年的时候，长广郡还处于南燕慕容超的统治下。公元年5月，刘裕北伐南燕。公元年2月，南燕都城广固陷落，南燕灭亡，长广郡从而也置于刘裕的统治之下。法显若早几年来到长广郡，很有可能被请至南燕都城广固，碰到此后的长达8个月的围城苦战，或者途中遇到兵荒马乱。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极其危险的，多年的取经成就可能会功亏一篑。

（东晋末年南燕地图，长广郡（今青岛）位于南燕之境）

东晋义熙四年（公元年），为了抵御南燕的侵袭，刘道怜开始镇守山阳郡（今江苏淮安），督淮北军郡事。东晋义熙七年（公元年），刘道怜因随刘裕灭南燕，且擒获南燕国君慕容超立下战功，升为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今江苏徐州）。东晋义熙八年（公元年）七月十四日，法显到达长广郡，当地太守李嶷敬信佛法，于是把法显请到郡府，并向刺史刘道怜奏报。刘道怜闻之大喜，派人把法显请至彭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年）九月十八日，刘道怜升兖青二州刺史，统领衮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的军事，移镇京口。刘道怜走后，将法显托付于继任者，他与刘裕的同乡发小，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刘怀慎照顾。

（东晋末年，南朝刘宋初年青州与彭城地图）

刘道怜是刘裕的同父异母弟弟，刘裕对继母萧氏非常孝道，对弟弟刘道怜也非常的疼爱和信任。刘道怜虽然才智平庸，但是和兄长一起出生入死，也立下不少功劳，刘裕对其非常信任，这也是刘裕于公元年讨伐刘毅之时，将大后方徐州、青州、兖州、晋陵、京口等地的军务皆交给他的重要原因。法显到达彭城之际，刘裕和刘道怜兄弟已经连续立下大功，包括公元年收复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淮北诸郡；公元年攻灭南燕；同年平定晋安之乱卢循起义军等。刘裕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东晋掌权者，取而代之的想法必然已经在刘裕兄弟的脑海中。此时，法显从佛国归来，对刘道怜来说，无疑是个天降异象，佛祖显灵的祥兆，因此，虽然法显想尽早去长安弘法，但是刘道怜执意挽留法显在彭城一冬一夏。刘道怜资助法显在彭城兴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度风格佛寺“龙华寺”，这对刘裕和刘道怜来说，是提升威望的明智之举。同时，彭城是刘裕和刘道怜的老家，此举也有收买人心，为今后称帝做准备的意思。

法显《佛国记》中写道“夏坐讫，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诸师出经律。”公元年夏天，法显西行离开长安已经14年，对于已经79岁的垂暮老人来说，想前往长安的意愿是很强烈的。但是法显也说“所营事重”，这显然是指将从天竺带回的佛经翻译成汉文，并将天竺之行著书记载的事业。这个事业需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刘家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法显以事业为重，牺牲个人情感，值得我们的尊重。

此外，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公元年，刘裕已经有了攻打后秦的战略布局（刘裕于公元年举兵伐后秦，年攻破长安，后秦灭亡），让法显前往敌国后秦的国都长安，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法显必然也自知不可能逆势而为，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

当然，刘裕对法显也是善待有加，法显不能去长安与故人相会，刘裕就安排人去长安把法显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一同提前请到南京道场寺与法显相聚。盛情如此，法显岂有不从之理？

因此南下建康（今南京），将成为法显唯一的选择。

二．法显前往南京，为何必过淮安？

东晋末年，南朝刘宋阶段，彭城与建康之间最便捷的交通便是沿泗水到山阳（今江苏淮安），经淮河转邗沟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再沿长江北上至建康（今江苏南京）。这从此前提到的刘裕北伐灭南燕的地图中可以得到印证。刘裕灭南燕后，奉诏回建康平定晋安之乱也是路过山阳。刘道怜安排刘怀慎遣人护送法显前往建康，官船也必经淮安。

特别要指出，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刘法青州，请法显一东一夏”，这里的“刘”指的就是刘道怜。因为此时刘裕正对荆州刘毅用兵，不可能在彭城，因此法显此时所见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彭城刺史刘道怜，而法显到达南京道场寺后，刘道怜已经提拔为兖青二州刺史，统领衮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的军事。因此，《佛国记》中说“法青州”即管辖青州也是符合历史的。这充分说明刘道怜对法显的影响是很大，而刘道怜也的确为法显助力很大，可以说也是《佛国记》诞生的重要功臣。

另外，此前提到，公元年，刘道怜官场的路线是先从山阳郡（类似于县长），后年做北徐州刺史（类似于市长），年做兖青二州刺史，统领衮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的军事（类似于省长）。因此，刘怀慎遣人护送法显路过山阳（今江苏淮安）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这些地方都是刘道怜熟悉且统管的地方，沿着这条路线走，既可以确保法显能安全到达建康，也能防止法显万一中途离去（法显对刘家在京城搞舆论宣传是非常重要的），顺道在京口刘道怜还能再会法显。

因此，法显沿泗水、淮河、邗沟、长江从彭州至山阳，再至京口，最后到建康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三．如何证明法显到山阳，种下娑罗树种？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从历史典籍中查到法显在淮安种下娑罗树种的直接证据，但是从侧面可以多角度论证、推断法显在山阳淮水边种下娑罗树。

首先，此前我提到，刘裕和刘道怜对法显的重视，主要是为将来称帝制造舆论优势，这对出身市井的刘裕来说，不得不说是笼络南朝崇尚佛教的士大夫的一个天赐良机。因此，法显虽然想去长安，但是“所营事重”，不得不前往建康。对于刘道怜来说，把法显安全的送到建康，关乎到哥哥的开国霸业，也绝不荣任何闪失。因此，徐州刺史刘怀慎也肯定倍加重视，派人派兵派官船护送法显前往京口。到达山阳郡后，我推测当地官员看是省长大人的贵宾前来，又有顶头徐州刺史的亲兵护送，自然不敢怠慢，招待一行人在山阳郡府休憩。大师前来，地方官自然向大师祈福。于是法显在山阳郡府之外，枚乘故居之外（《咸丰清河县志》记载：“枚乘宅在淮阴故城南二百步，韩亭在淮阴故城南，枚亭在淮阴故城北，步亭在淮阴故城西，娑罗树碑在淮阴故城南二百步”），淮水之滨，种下从印度带回的娑罗树种。这从动机上来说，完成成立。

其次，从逻辑上来说，淮安的娑罗树应该是在官府的呵护下一直成长，否则很难成活。试想一下，如果法显只是随便种下娑罗树种，那么此娑罗树能否在山阳顺利成长，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娑罗树生长缓慢，又“非中夏物”，这样奇怪的树若长在民间，很容易夭折。因此，淮安的娑罗树一定是得到了社会力量的保护，才能茁壮成长。史料记载淮安是先有娑罗树，后有娑罗树旁的太宁寺，那么既然先前没有寺庙的呵护，地方政府的照顾便显得合情合理。结合第一条理由，法显为山阳郡种下佛祖圣树，山阳郡太守无论从尊重领导的角度，还是祈福的角度，都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保护圣树的成长。随着圣树的生长，公元年，刘裕成功称帝始建南朝刘宋，这棵树自然被赋予了更加传奇的色彩。我想这也是淮水之滨南来北往官商都有到此下船，参拜圣树的原因吧。

第三，从时间上来说，只有法显才有可能种下娑罗树种。唐开元十一年（公元年）十月初二，海州刺史李邕来淮，撰书了著名的《娑罗树碑记》，记载有娑罗树在唐代“婆娑十亩，暎蔚千人”。唐代一亩合现代平米，娑婆十亩意思是娑罗树的树影面积有近平米，这显然不是一棵娑罗树可以做到的。《娑罗碑记》还记载“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体”，淮安府衙展馆官方翻译为“此树有的四面环抱，有的二株并体”。这也说明李邕此时看到的娑罗树不是一棵而是一片娑罗树林。

法显归国途中历经磨难，在海上因暴风导致船只漏水，很多货物被扔入海中，法显还带回大量的佛经、舍利和佛像，以一人之力，法显不可能带回大量的娑罗树种。笔者推测法显在淮安举行祈福仪式，应该是按照佛祖在拘尸那迦圆寂之处东西南北四方各两棵娑罗树，共计八棵娑罗树的模式在淮安种下8枚娑罗树种。

（娑罗树种，长约1.5cm，宽1cm，类似开心果大小）

根据娑罗树的树形和以上推断建立一个3D模型，设树高X米，每一方位树间距4米，树与对称中心亭子间距10米，那么根据模型显示的树影，长约2X，宽约X。若树影面积是平米，那么计算得出X=53.85米。考虑到李邕所述的娑婆十亩是个虚数，若按照80%树影面积进行估算，X=43.08米。以此，大致估算若树影面积若能达到娑婆十亩的水平，那么树高范围约为43米至53米之间，平均高度48米。

不论是娑罗树或是七叶树（关于淮安娑罗树是真娑罗树还是另外一种大家易混淆的佛教圣树七叶树，另行考证撰文分析，笔者从各方面论证倾向于为娑罗树而非七叶树。），生长都非常缓慢。位于热带地区的中国云南盈江县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娑罗树，40～50年生的树平均高32米,胸径38厘米。区内最大的1株座落在盈江县马乡那邦村,树高约48米、胸径厘米、树龄年（《云南林业》年第03期）。在温带和亚热带交界处的淮安则生长速度则更加缓慢。根据自由护林人P.Sapkota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Meilby教授共同发表的论文《ModellingthegrowthofShoreaRobustausinggrowthringmeasurements(根据年轮测量法建立娑罗树生长模型)》中研究的结论，娑罗树在幼年阶段（树干直径20cm以内，树龄约20年）生长较快，每年平均直径按照1cm/每年增长，用20年时间长到20cm；此后树木生长进入缓慢的稳定期，每年增长逐步递减到0.7厘米；生长速度与雨季的降水量有强关联，与每年的最低气温有弱关联。40年后平均直径应该在34厘米，50年后平均直径应该在41厘米左右，这与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非常接近。

因此，根据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按照笔者推测的种树模型，若达到娑婆十亩级别的树荫水平，那么娑罗树应该生长年左右。从李邕撰写的《娑罗树碑记》的公元年倒推，娑罗树应该种于公元年前后，这和法显公元年到达淮安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10年左右的误差也是本推测粗算过程正常的误差。

此外，笔者目前查阅史书，发现公元年前有记载的从印度来中国的高僧有可能路过淮安的只有法显一位，时间上紧接着法显有可能路过淮安种下菩提树的是菩提达摩，公元年，菩提达摩与梁武帝话不投机而一苇渡江，和他的弟子直奔少林寺，是有可能沿水路从淮安到达少林寺的，但是达摩应该是躲着梁武帝的，不太可能得到官府的协助，在淮安种树的动机和时间都不太合适。

因此，笔者认为，不论从动机、时机、时间角度去分析，法显都是在淮安种下娑罗树的唯一可能，笔者据此推断法显与公元年路过淮安，在淮安种下娑罗树。

法显是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法显所植的娑罗树见证了淮安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的壮观历史景象；映衬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启发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伟大灵感。高僧法显与江苏淮安的渊源是淮安人民之幸事，也是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作者：李冰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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