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中国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这个特点也表现在端午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中。

端午起源的真正原因见于佛典

一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战国屈原。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但五月五日节俗已见于春秋,《琴操》:“介子绥[推]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这比屈原早多年。《史记?孟尝君列传》:“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索隐》引《风俗通》:“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孟尝君生于公元前年,比屈原自杀早了近70年,可见端午节最初并非因为屈原。

端午节缘于五月是凶月的古老观念。晋董勋《问礼俗》:“五月俗称恶月。”这个观念缘于上古,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玄戈》:“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东井,即二十八宿之一的井宿,因它在玉井之东,故称。这虽见于秦代,但却历史久远。《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东井星主管五月。汉王充《论衡?说日》:“当夏五月,日长之时在东井,东井近极,故日道长。”五月不吉观念渗透到民间,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五月为凶月,是端午赖以建立的文化基础。

但端午的真正原因却见于佛典。《古尊宿语录》卷21《舒州白云山海会(法)演和尚语录》:“端午,(白云禅师)上堂,举(言曰:)昔有秀才造《无鬼论》,论就,才放笔,有鬼现身,斫手谓秀才云:‘你争[怎]奈何?’白云当时若见,便以手作鹁鸠嘴,向伊道:‘谷谷孤。’”

这里出现了“鬼胆包天”的场面:秀才撰写《无鬼论》时恶鬼立即现身挑衅:你秀才又能把我怎么办?白云法演禅师只得滑稽地对鬼学布谷鸟叫,端午节时恶鬼猖獗已极!换言之,端午节的真正原因是恶鬼作祟。慧日禅师《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五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普觉禅师上堂云:“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蓦然撞着桃符神,两手椎胸叫冤苦”,端午时大鬼拍手小鬼舞,鬼撞桃符神,鬼竟然如此猖獗。因此,端午的原始动机是驱邪镇鬼。

端午节僧人为小朋友点朱砂（图片来源：重庆华岩寺）

佛教中的端午遗俗

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底层的端午对外来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尊宿语录》卷44载,宋代和尚也过端午节:宝峰云庵真净禅师五月五日上堂云:“今朝五月复端午,随众生心解分布棕子。虽然,应所知,要须一一知来处。且道从什么处来?”佛教在这天也吃粽子。佛教世界中翠竹黄花尽是真如,端午自然也入般若。

《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五载,宋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五日,普觉禅师上堂云:“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与门神,聚头相耳语。”艾人,是端午节时束艾叶为人。它与门神一样,是为了避邪拒鬼。佛教语录保存了端午节时的艾人和门神信仰习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和尚自然地把端午融入禅悦玄机。

《古尊宿语录》卷27,舒州龙门佛眼禅师:“今日端午遂失声叫曰:‘阿耶耶,阿耶耶,尽大地人烧破皮肉,教山僧受无限苦痛。’昔楚大夫以忠言不用,沉于湘江。后人哀之,以竹筒盛饭,系五色丝祭之,风俗至今流传不断。遂呕吐数声曰:‘世间人吃却米粽,教老僧胀破肚皮。’大众:‘别人烧灸,别人吃物,为什么龙门长老受痛受饱,未能情忘缘虑?’”这段禅机公案透露出佛门与筒粽等端午文化的关系。

宋陆游有《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佛寺在五月五日前三天已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寺庙张灯结彩,禅堂成为端午庆典的场所。

一些失传的端午古俗在佛教中保存。《五灯会元》卷18载:隆兴府兜率慧照禅师端午节说:“端午龙安亦鼓桡,青山云里得逍遥。饥餐渴饮无穷乐,谁爱争先夺锦标。却向干地上划船,高山头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铁旗;一盏菖蒲茶,数个沙糖粽。”

这里有许多失传了的端午古俗:第一,后世认为端午龙舟是为了救屈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但端午龙船原来是为了“安龙”。

第二,一般认为端午龙舟发生在水乡。但古人这天在高山上划龙船。

第三,一般认为,五月五日采兰草、菖蒲是用来煎汤洗澡,《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11]但这里表明,它用于制作“菖蒲茶”。此外,《古尊宿语录》卷28:“龙门若为作端午,打动众人涂毒鼓。”佛教东林《云门颂》也说:“一挝涂毒闻皆丧”。

一般认为,端午龙舟竞渡时击鼓是为了统一划船的节奏,但是佛教典籍显示:端午所用鼓上涂了毒药,以增强鼓声的巫术力量,以达到安龙、镇龙的目的,它是驱鬼观念的具体体现。

安龙、菖蒲茶、干龙船、毒鼓等是失传的端午古俗,这些资料既可补端午资料之缺,又可见出中国本土自然宗教中的端午对佛教影响的深度,弥足珍贵。

佛教大事与端午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端午的神秘性渗透到佛教中,使一些佛教内部的大事也与端午有了联系。

首先,一些生于端午的高僧成为佛教的要事。生于五月五日的孩子常被抛弃,汉代这天出生的王凤、胡广等人就险遭遗弃。父母或将此日出生的孩子送往沙门为僧,如唐代著名的“法云公”。《释氏稽古略》卷二:“万回法云公,太宗贞观六年()五月五日生(于)虢州阌乡张氏。”父母把他送到寺庙当和尚,这既救了孩子又避了祸。这样的人成为高僧后就是禅林的佳话。

其次,一些端午圆寂的禅师被载入佛典。民间传说,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唐李延寿《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载,北齐南阳王高倬生于五月五日,后因谋反罪被杀,但四百余日后大敛时,他竟然“颜色毛发皆如生”。因此之故,佛教对五月五日圆寂的和尚也特别重视。

《续高僧传》卷21载,丹阳县道成禅师,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五月五日在兴严寺圆寂;唐代越州称心寺大义禅师,在武则天天授二年()五月五日坐化。《宋高僧传》卷8载:智威禅师圆寂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五日;同书卷十四载:唐代著名高僧扬州大云寺鉴真大师,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癸卯岁(公元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五月五日无疾坐亡,其真身不坏。《景德传灯录》卷五载,司空本净禅师于上元二年()五月五日归寂,唐天子赐给“大晓禅师”法号。

这些高僧在五月五日坐化,常常有十分神奇的情景。宋代潞州府黎城人宗坦,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夜里梦见阿弥陀佛托梦:“汝说法止六日,当生净土。”在五月四日,他集合众僧说:“因缘聚散,固当有时;净土胜缘,惟凭时刻。愿众念佛,助我往生。”说罢,在诵佛声中坐化。当时,天上雷鸣不断,地上白云覆地,直到五月六日才停。

离知《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六载,金熙宗皇统三年()五月五日,觉禅师将死作《颂》交代后事:“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将离本主;白骨当风扬却,免占禅那地土。”他在钟声渐入坐逝之境,侍者离知想起他们的约定:“吾化后,可唤之。若能回来,是有道力也。”于是,他连唤三声,觉禅师果然复活,问到:“你有什么事?”侍者说:“和尚何裸跣而去?”他反问:“来时何有?”侍者要给他穿几件衣服,他说:“不用。留给后人吧。”他书偈云:“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铁牛踍跳过新罗,撞破虚空七八片。”然后,晏然而逝。死亡是人类大事,人类的宗教多因死亡而生,这些五月五日圆寂的高僧和坐化妙境成为禅门肉身成道的佳话。

再次,一些端午发生的事件被佛典纪录下来。唐代翻译佛经常在五月五日开笔,《全唐文》卷载,北天竺婆罗门族的不空大师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和《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等,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五日奉诏开译:“卯时焚烧香火,起首翻译”;佛教经典《一切如来大教王经》和《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等,在唐德宗建中元年()五月五日由沙门慧超等开译。

所译佛经如果在五月五日这天封笔,也是佛教的大事。《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入定不定印经》一卷、《大方广普贤所说经》一卷等,是三藏法师义净等于武则天久视元年()五月五日在东都洛阳的三阳宮译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五卷予以明确记载,朝廷也下诏褒奖。

禅宗南宗的传法衣钵被朝廷借去,禅宗便借端午节向朝廷追索。唐肃宗上元元年(),唐军与安史叛军的战争正吃紧,为了平定叛乱,唐肃宗派大臣到广东韶州(今韶关)曹溪南华寺将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衣钵借到京城,作为“镇国之宝”供养皇宫。平叛结束以后,衣钵没有及时归还。

唐代宗永泰元年()五月五日,惠能大师便托梦给代宗皇帝要求归还:“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瑊曰:‘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禅宗索回镇教之宝,还借助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端午与佛教的联系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在不用文字表达的动物行为中扎根之深,超过了大多数哲学家愿意承认的程度。端午正是这样,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突破原始宗教和道教的藩篱,深深地积淀在佛教文化中。这与韩国以端午“申遗”一样,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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